一些年纪较大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国民储蓄运动。该运动风行于二战时期，属于一种“民间努力”。但之后它们又迁延了好几十年；在当世人们的记忆中，过去英国政府每次发布预算案，都会提到感谢“国民储蓄运动”(National Savings Movement)的主席。如今，一些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在中国和德国——正面对一种截然相反的宣传：为了全球经济，增加消费。我本人的看法是，应该由个人和家庭自己决定该储蓄多少钱。官方努力不应超越学校教授的个人金融课程的范畴。
　　有些专家之所以存在不同意见，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字：“国际失衡”。这仅仅是指经常项目的收支盈余和赤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在2006-08年间，全球失衡总规模从上世纪末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额，扩大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到2009年，总失衡水平锐减至1.5%左右。这主要是经济衰退所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打算用于储蓄的资金，多于打算用于投资的资金，这符合产出和收入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降低了盈余国家储蓄、赤字国家投资的意愿。IMF担心，经济复苏可能导致失衡重新扩大，从而危及复苏。
　　关于失衡，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道学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恰当政策减少“过度的”盈余和赤字，最好是通过国际协同行动。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失衡，是国际间借贷行为的自然产物。德国的盈余或者美国的赤字，并不比英国约克夏和苏塞克斯两郡之间的收支失衡更不正常——大卫 休谟(David Hume)两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应对衰退与繁荣，应当采取货币及财政政策，以刺激或抑制需求，而不能扮演救世主，试图左右国家间的收支模式。
　　然而，应对失衡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理由。中国政府不会发起“反储蓄运动”，以取悦IMF。但是，中国持有的大量短期美元证券储备，正变得越来越烫手。这些证券收益率极低，价值不稳定，而中国对它们的持有量还在不断上升。合理的做法是进行多元化调整，把一些储备投资于收益较为可靠的有形资产。但是，美国和欧洲不会甘心让中国持有关键战略资产。另一种做法是，亚洲盈余国家可以把储蓄投向其它新兴国家——它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但这是个缓慢的过程。
　　2009年4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应采用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就是这种货币的雏形。现存的SDR总价值为3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储备的3%-4%。目前它们只是一种“准货币”。关于SDR的地位，我所见过的最佳解释，出自高盛(Goldman Sachs)第196期《全球经济报告》。其要点在于，只有当某个成员国向IMF借款时，才会存在SDR。2009年，20国集团(G20)轻易就同意“把IMF的资金规模扩大到现有的三倍”，原因正在于此。这项行动在落到实处前是不费分文的。
　　可是，为何不逐步赋予SDR更多的真实货币的特征，增发SDR分配给新兴国家？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已故的麦克斯韦 斯坦普(Maxwell Stamp)，他的计划早已被人们遗忘。重提这一计划的用意，不是要永久地增加新兴国家的储备，而是为这些国家提供扩大投资的必要资金。如此一来，中国等盈余国家所接收的款项，就可采用这种不会贬值的货币，而且没有违约之虞；而SDR使用者将更没有理由担心中国政治影响力过大。此外，我们也不必费尽口舌说服西方政治家和金融机构相信，在全球储蓄可能过剩的形势下，预算赤字是允许存在、也是可取的。抵消盈余，可通过推动发展支出来实现。这种支出将受到双重称赞——它们既是“投资”，也是一种治理全球贫困的手段。这一切将以一种深奥的凯恩斯理论明显难以独力对抗的方式，吸引正统游说者。
　　我似乎已经听到，德国领导人在指责此项计划会带来通胀。要切实打消他们的异议，需要赋予IMF一项权力：如果该机构认定，主要危险在于全球需求过剩、而非需求不足，它就可以禁止发行、甚至提取SDR。假如我们沿着这一路线前进，IMF将具备“世界央行”的某些特征。但是，比起成天唠叨“失衡”，这种做法起码更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