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在制造业中的各种劳资冲突，通过加薪等各种手段，正在逐步平息。
　　但也要看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势必加剧。联系到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端的“用工荒”现象，可以认为，劳动力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经逼近临界点，中国制造业成本加速抬升时间窗口已经来临。
　　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事实上，除了全国人大，有媒体报道称，近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都分别就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展开调研。
　　从产业链条的角度考虑，近10年以来，制造业所获取的利润已经从20%下降到5%，要提高或者维持利润，就只能降低成本或提高售价。但由于定价权的缺乏、固定投资成本已无压缩空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制造业最大限度地挤压就成为最为可行的解决之道。另外，GDP统领一切的政绩考核体系令地方政府对投资商形成很强的依赖，地方政府不但为企业提供土地、税收优惠，而且对资方过分偏袒、纵容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造成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这也是造成中国内需长期疲软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种因劳动力价格低估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不仅仅出现在外来务工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全国范围来看亦是如此。全国总工会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之后，就持续下降，27年来下降了超过20个百分点。在部分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也都出现经济持续增长、但居民收入在地区总收入中比重不升反降的趋势。
　　尽管从目前看，劳资冲突往往以劳动者获胜告终，但其扩散效应将抬升国内制造业整体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带来资本外逃风险的上升，同时也会增加通胀风险。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社会割裂程度日益加大、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并非仅仅是企业利益的让渡，更重要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加速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
　　全国人大财经委“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建议若能得到采纳，无疑将改变政府在收入分配调控中固有的做法——以往政府在考虑增加居民收入时，常常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社保福利等手段实施，希望企业让利于民，但却忽视了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相较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不断上升，这种“化税为薪”的提议正好有助于政府让渡部分利益、实现更为直接的“转移支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贫富差距悬殊不断引发社会矛盾的大环境下，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的推进步伐却远远慢于税制改革的步伐。也就是说，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政府向民众转移财富的渠道，而不是从民众手中“收钱”——比如目前颇受争议的物业税；在一次性缴纳了高昂土地租金后，仍要继续承受新增税负的盘剥。而在针对二次分配的税收调节方面，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由于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存在一定的“盲区”，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并不公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