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近日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动科学发展。这是在当前“调结构”进入关键时期，国务院做出的一次鲜明表态。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增长隐约出现困难，就焦虑万分，再次捡起“经济增长主义”的思维，回到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老路上去。

　 “经济增长主义”是唯增长论

　　随着房地产各项调控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股市出现了大幅波动，加之欧洲债务危机向深度蔓延，我国外需受到一定影响，对经济二次探底或“硬着陆”的担忧取代了“经济过热论”。“调结构”进入相对困难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不少现实问题。但是越困难，我们越是要坚定决心和信心，把“调结构”向纵深推进。在当下各方力量相持不下的时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经济增长主义”思维泛滥，防止“调结构”的努力前功尽弃。
　　所谓“经济增长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理念，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都纳入为经济增长服务的轨道，即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经济增长主义”思维并不是我国特有的产物，通过对战后日本经济研究发现，它作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日本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通过经济领域各个部门和非经济领域各条战线的政策实践，实现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日本“经济增长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其实质是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第一主义，而这些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存在的。这是我国“经济增长主义”与其本质区别。但是，二者在外延上又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张上，譬如：经济发展GDP挂帅，而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科技战略强调“学习引进”，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外贸战略注重出口导向，而内需培育不足等。

　　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增长主义”的不良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先后经历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在这种制度变迁中，中央政府分权让利，地方政府享有越来越独立的利益。为了追求GDP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它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依赖“资源换增长”，主导了一轮轮经济建设热潮，直接导致了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就是一切”的思维在实践中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乡结构失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市场消费不旺。另一方面，社会民生长期压抑。各级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投入，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短腿”，收入分配缺乏公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分离，经济增长绑架民生，民生问题空前严峻。
　　“经济增长主义”的最大危害体现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碍上。从“九五”计划开始，我国就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在传统经济发展思维的惯性下，时至今日，转变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尽管经济在传统发展方式下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摧毁了我们的侥幸，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我们再也不能沿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中央把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

　　科学发展观才是正道

　　经济学家早就质疑和批评过“经济增长主义”的弊端。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他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关心社会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说，在一般官员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增长主义”的完美批判。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放在了首要位置。同时，重视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些都直指“经济增长主义”的“死穴”。
　　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国内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背景下，不管存在多少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都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不可动摇，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绝不可半途而废。不能因为短期内经济增长隐约出现困难，就焦虑万分，再次捡起“经济增长主义”的思维，回到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老路上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