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当前，希腊的震荡，使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也就是说，美欧意识到，如何确保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并从中争取更大的经济合作，比打汇率战和贸易战更加重要。
　　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再次鲜明地亮出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战略——即保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节奏，争取做到在支撑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不下滑的前提下，完成结构调整任务。因为从日韩汇改中可以看出，本币升值不仅没有缓解日美、韩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况，反而带来了经济的空心化和资产泡沫。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贸然推进人民币升值，更加可能会加速资产的泡沫现象，这一风险要比人民币汇率大幅增值造成出口减少的风险更大。
　　当然，如果我们满足于人民币汇率所带来的价格竞争优势，放慢内需培育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结构调整速度，那么，中国投资所带来的要素成本的增加（原油价格、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都会冲消汇率的竞争优势。最终会让我们的企业自己认识到，除汇率“好处”，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比如，技术、品牌、服务和人才等。同时，在欧美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复苏时，汇率对增进出口的优势会显得那么有限。如何打造国内市场，不仅出于欧美国家所觊觎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企业和广大劳动者所期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人民币汇率的稳步改革，完全是在为中国经济顺利地进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具体而言，在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证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以此带动中国社会大众整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快解决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的“后顾之忧”（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让他们享受到消费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如果这方面没有很好的起色，而仅仅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来抑制出口，可能会出现人们把资源投向金融市场，而不是投向缺乏消费能力支撑的实体经济。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贫富分化的现状下，由于我们的企业向中国高端收入阶层提供高端产品和服务，人民币的升值反而加速了“富裕群体”走出国门，由此给外国社会留下了中国人今天普遍“有钱”或者说这是人民币增值所带来的购买力效果这样的“误解”。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使在中国高度开放的本土市场，也能够争取到中国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光顾。最近，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也是中国政府进行结构调整、为顺利推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做出的重大举措。这种高收入阶层主动地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一个缓解贫富分化问题、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最佳方式之一，至少比向高收入阶层实施单纯的重税政策效果可能要更好些，而且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我们不能否认，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刚性”特征，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货币和实体经济两大方面：一是可能因为结构调整的缓慢，造成了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外部市场和外商投资，于是，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加所带来的“外汇占款”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二是流动性过剩更加可能引起投资过剩和低效率投资的问题，由此更进一步恶化成本输入型的通胀压力。这是我们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已经经历过的挑战。往往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会更加剧烈，游资进场会更加明显，因为那时谁都知道，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汇率增值才能有所抑制。而结果是越来越多热钱的进场使得汇率增值的效果也有所减弱，宏观调控的成本明显增加。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刚性特征，我们的外汇储备受到美元贬值和美国利率下调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将会珍惜今天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缓解的外部环境，加速改变和优化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制度改革的步伐，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今后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给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将充分利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来争取创造和管理中国财富所需要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主导权。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