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正面临着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大国。
根据国际债务周期理论，不成熟的债权国是那些不能以本国货币向国外借贷，从而为其经常项目盈余融资的国家。这或者是由于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或者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被拥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地区或国家的货币所主导。不成熟债权国尽管有相对非流动性国外直接投资流出，但不成熟债权国的经济不断累积以国际性货币持有的外国流动债权，所产生的货币不匹配将使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难以实现均衡，政府对货币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我国当前就具有不成熟债权国的许多特征：
从结构上看，中国债权国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债权国”，而不是主动性的“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称之为“官方债权国”。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看，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在对外金融资产增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96亿美元，证券投资增加2428亿美元，其他投资增加5365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51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7%、16%和71%。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却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它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中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红利剥夺。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
而与之相反的却是，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从货币构成看，美国的外国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而其负债则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因此其主权信用风险的发展还可能会以隐性违约方式出现，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借贷成本）相比，海外投资（FDI）形成了高利润回报，据统计在2000-2006年间，美国对外资产收益年率高达20%。
债权和债务关系本应是国家博弈和互动的工具和筹码，当前是该思考中国如何扮演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将作为债权国的金融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工具，增强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压的能力。
采取三步走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要采取“三步走”战略，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成为储备货币。依笔者看来，近期中国应该积极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一是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这也是为了境外主体获得人民币和运用人民币的渠道。二是借助现在QFII管道让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三是推进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可以说都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
推进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中国不成熟债权国地位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密切关系。我国处于金融潜化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结构性缺失。要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并提高财富效应。
此外，要减少债权投资增加对外股权投资。对外资产的股权投资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国要积极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演变成债务国向债权国进行战略制衡的一种工具，中国应跳出“人民币升值论”的怪圈，通过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地位来寻求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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