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贸易问题上争执不下，根本原因是美国选择了汇率影响贸易余额的弹性分析框架，而中国政府选择储蓄投资差额造就贸易余额的恒等式分析框架。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最终可能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回归到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轨道上去。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中国多元化外汇储备投资难度进一步加大。

　　自上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经济触底反弹、希腊危机加剧致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形势演变，国际金融市场重新动荡不安，为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议题奠定了基调。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说，本轮经济对话将集中讨论经济恢复与平衡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四个议题。而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洛文杰声称，美方本次经济对话的核心诉求有两点：其一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其二是敦促中国政府修改新出台的自主创新政策。分析中美财政部官员表态的重叠之处可知，贸易与投资问题将成为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焦点。
　　事实上，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于2006年12月启动以来，协调刺激经济复苏与扭转国际收支失衡，就始终是主要议题之一。在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层面，美国近期有关金融监管的政策力度很大。然而鉴于中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异以及中国金融市场依然相对封闭的现状，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互动程度还相对较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更长远的博弈，而且是多边舞台而非双边舞台上的博弈。在这个层面，中美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也只能达成一些模糊的共识。因此，从议题设置上来看，贸易与投资问题是双边利益重叠与分歧都很重大的领域，近年来中美经济方面的一些争端也大多围绕该领域展开。
　　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主要诉求在于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而中国政府的主要诉求，在于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美国政府开放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过去10年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具体体现为美国存在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而东亚国家和资源出口国存在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解释国际收支失衡，有两种分析框架。第一种分析框架认为，这是由特定贸易方通过压低本币汇率刺激出口造成的，即汇率影响贸易余额的弹性分析框架。第二种分析框架认为，是各国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造成了国际收支失衡，即储蓄投资差额造就贸易余额的恒等式分析框架。中美政府之所以在贸易问题上争执不下，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选择了第一种框架，而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框架。
　　美国政府认定，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并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归根结底来自严重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证据，在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累积。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必须显著升值。美国财政部推迟本应在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报告，不过是以退为进的做法，给中国政府留出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预计在本次对话中，以及在6月多伦多G20峰会上，美国会相继从双边和多边角度向中国政府施压。至于结果，美国政府也心知肚明，即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最终结果可能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回归到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的轨道上去。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造成美国存在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而人民币升值只会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不会降低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不公平的。此外，美国存在显著赤字的另一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存在限制，如果美国能进一步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则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显著减轻。至于结果，中国政府也不会太过于乐观。自然，美国未来是否继续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以及怎样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出于遏制中国的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不会显著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在投资领域，中国提出的是老问题，即美国政府应该对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友好；为保障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安全，白宫应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而美国提出的是新问题，即自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鼓励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以来，在采购方面对本国企业更加照顾，损害了美国在华外资企业的利益。
　　在对待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审查方面，美国政府天然具有双重优势，即政府和国会的两重屏障。即使白宫承诺更加欢迎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国会山的各种委员会依然可以对中国投资提出各种审查的要求。而中国政府缺乏这种政策的战略纵深，一旦政府承诺修改自主创新政策，就没有其他机构能对美资企业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笔者由此预计，双方这次都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象征性表态，但在企业层面，政策环境不会有实质性改善。
　　至于中国为保证对美证券投资安全出发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其实没有重要的谈判筹码。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中国多元化外汇储备投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自美国次贷危机暴发后，我们认为过度持有美元资产风险很大，而积极多元化的主要方面是增持欧元资产。而目前欧元汇率急转直下，使得美元资产重新获得青睐。就在今年3月，中国数月以来首次净增持美国国债。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不能降低对美元资产的依赖性，不能通过长期减持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长期国债）来向美国政府施压，那么中国对美国政府实施更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敦促便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