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前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一是中国人口的滚滚红利，劳动力丰富且“价廉物美”支撑“世界工厂”地位一路上冲，年轻人买房置业消费狂潮支撑消费不断增长；二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泡沫导致的消费泡沫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三是中国房地产的疯狂对经济的强力拉动。
　　然而，“三大动力”的衰减乃至丧失也正同时发生于中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30年未见之大变局，搞得不好中国经济不仅可能出现二次触底，还可能陷于长期低速增长。
　　许多人预期，中国的楼市还将反弹，正如太阳每天必将升起一样。然而，房地产问题的政治化，意味着政府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犹豫。政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赖房地产来支撑经济增长，必须痛下决心像戒毒一样“quit（戒）”掉对房地产的依赖。因此，本轮楼市的铁腕调控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政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调控-放松-再调控-再放松”的怪圈。
　　如何防止楼市再度反弹甚至是报复性反弹，如何巩固楼市调控来之不易的成果，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中国经济因“三大动力”消失而步入增长的黄昏呢？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必须有极大的改革紧迫感，趁着经济正从金融危机的衰退走向反弹的宝贵机会，从楼市调控走向全面改革，以改革来稳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并通过改革寻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而取代对房地产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改革意味着利益分配边界的调整。很显然的是，政府必须重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首先，要痛下决心让住房回归居住本质，为此要坚决抑制炒房行为，同时大力发展住房保障，让老百姓的购买力从住房上释放出来。其次，必须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楼市调控的重拳出击是不够的，中央政府还必须给土地财政型的地方政府解套，为此要考虑启动地方发债权，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土地的流转以及耕地调剂等方面寻求突破，使得级差地租得以按市场方式重新配置，由此既平抑房价又增加百姓收入，从中设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纳税点。再次，要坚决中止“国进民退”的倒行逆施现象，让财富从垄断领域更多地进入到一般竞争性领域，并通过改革塑造新的增长点，既引领民间资本的新流向，又为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