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大宗商品涨价推动物价上涨的输入型通胀风险，也面临着由于房价膨胀所导致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系统性风险。当然，也面临着投资已经无法加码、消费依然不振（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5%，消费名义增速有所回落）、欧债影响外需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可能造成低增长的复杂局面。
　　所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激发经济的市场活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刺激过头所带来的通胀后遗症问题。于是，政府下半年是否决定政策“退出”，就将取决于滞胀风险的高低，而它又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的程度或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在目前由增长带动就业和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政府“退出”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能量，可以通过民间的消费能力或外国的消费能量来加以支撑，否则，政府贸然的“退出”不仅不能抑制虚拟经济非理性的繁荣，反而会使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信心丧失而导致的大幅下滑态势。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提高“救市”的质量——从简单追求“量”的扩张，尽快转变成“为企业、尤其是民营资本提供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为社会大众提供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机制；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释放市场有效需求，而提供富有智慧和胆略的改革尝试”这样“三位一体”的“质”的追求上。
　　其次是取决于欧美国家政府“退出”的实际进展。今天欧美经济的发展格局与亚洲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和欧洲，核心通胀率尚未大幅上升。由于失业率和经济闲置产能依然很高，再加上希腊、欧元的“新问题”以及华尔街的“旧账未了”，通缩仍是他们担心的主要问题。相反，没有采取加息的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印度的通胀水平却已出现了大幅上涨。如果我们率先“退出”，不仅会加剧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而使得我们的“退出”行动起不到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还会因为这一错误的“信号”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负荷急剧增加。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中国提出所谓“大国的责任”要求中，出口自律、市场开放、价格放开的“诉求”会日益频繁。所以，最近我们选择“数量调整”的做法（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而不是采用会导致海外游资流入的加息方式，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
　　第三是取决于实际通胀率和资产泡沫的恶化程度。这里，也不排除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通胀问题的严峻性和资产泡沫恶性膨胀的不利状况凸现，比如，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了农产品价格，资源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水电气都可能会进一步涨价）。可以预计，到那时，央行会不得不通过加息和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来应对通胀风险。即使 “退出”所引起的通缩风险依然存在，但严重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已经威胁到中国经济是否出现“硬着陆”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拿出让“金融资本”转变为“实业资本”的智慧，那么，这些引发滞胀的深刻内在矛盾，是完全可以迎刃而解的。
　　总之，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行之有效的城市化、现代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先进服务业）的推进，来有效吸收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下来的宝贵金融储蓄资源，从而把中国经济未来的高速增长和全体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完全可以再现一出中国经济 “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当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支柱的另一头——美国，也应该把主要精力和财力用在扶持企业创新、打造全新财富创造模式上，比如，低碳经济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正在进行的“战略对话”中，如何加强两国在开拓未来增长方式中的合作关系，将会对摆脱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滞胀风险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