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8月起，已经有部分国家陆续撤除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推出的各种政策。去年8月24日，以色列在全球率先加息。然后在10月6日，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加息的G20国家；10月26日，印度则成为第一个加息的亚洲国家。至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美联储也逐渐退出一些临时流动性计划。全球总的趋势是在收缩流动性，逐渐退出危机中的刺激政策，这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和路径可能受到干扰，甚至可能走回头路。这个危险于5月10日在欧盟已经变成了现实。为了阻止希腊的违约风险扩散，防止市场信心崩溃，欧盟在5月10日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不仅如此，欧洲央行也再次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买入政府公债和民间部门债券。更甚者是，美联储重新启动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的互换协议，以向国际市场提供流动性，一如美国危机爆发后那样。
　　从表面上看，是危机发展的趋势使得各经济体不得不这么做。由于欧盟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因此欧盟包括欧元区如果重新陷入危机，那么将拖累全球。由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欧洲如果再次陷入危机，将势必将美国拖下水。同时，欧盟也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如果陷入危机，那么其区内购买力急降、欧元急跌的话，将影响亚洲对于欧盟的出口，打击亚洲的经济复苏进程。因此，希腊危机将可能将全球再次拖入二次危机。
　　但是，如果为了上述原因而停止退出政策，那么全球经济将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风险。因刺激政策的“强心针”只能极其偶尔地用一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日用药”。目前，全球旧的经济体制和模式已经对于刺激政策产生了“抗药性”。同时，刺激政策的负作用已成为现实，全球可能陷入长期的滞涨局面。一旦陷入滞涨局面，全球经济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全球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出的财政刺激和货币膨胀政策，短期内增加了民间需求和政府及其投资需求，解冻了堵塞的金融流通渠道，稳住了市场的信心，但是其主要的正面作用也仅限于此。延缓退出政策，或者是重新进行刺激，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用必然下降。再次膨胀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因为难以增加社会的财富，还会导致债务膨胀，只会挤出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出现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停滞现象。
　　而由于无法再明显地增加社会财富，那么多出来的财政需求和货币供给，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的海量货币无漏出，最终必然要引起通货膨胀。目前由于传统的CPI指数构成成分的缺陷，不能反映资产和金融市场的泡沫，而如果全面考虑全社会商品和资产的价格，那么全球的CPI早已经上升了。
　　因此，延缓刺激政策的退出时间，甚至是重新加大刺激力度，其结果只能是造成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也就是滞涨现象。这就是这轮危机的对策其未来最大、最可能的负面作用之一。由于这轮经济刺激规模上史无前例，一旦发生滞涨现象就绝非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美国滞涨现象可以相提并论。所以，全球也就会从金融危机直接进入长期的、严重的滞涨危机。全球一旦陷入长期的滞涨危机，治理起来将更费时费力，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大。因此，面对希腊危机蔓延的威胁，全球各经济体不应该被其一叶障目，应该坚定地走退出路径，以防范未来更大的、滞涨的风险。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