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亿欧元的联合金融救助方案和欧洲央行资产抵押规则的放宽显然降低了希腊的短期流动性风险。然而,这些举措并未消除希腊的长期清偿力风险,更为严峻的是欧元“区域规模效应”未能给欧元提供“价值保证”,反而可能增加欧元分裂的长期风险。 德国内阁11日称,在对欧洲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中,德国出资至多1476亿欧元。同时,根据欧洲央行的资本比例,在4400亿欧元担保贷款池中德国对应的出资额将为1230亿欧元,但由于不清楚多少国家会提供贷款,因此德国的出资额可能会更多。 这一高额救助案在德国激起了在野党、媒体以及经济专家的质疑。德国主要媒体均认为,这一救助案对于解决真正的欧元区国家赤字严重的问题并无多大帮助,相反还增加了新的风险——这让原本就出现问题的欧元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甚至引发欧元货币体系的危机。如果欧盟此次新增的5000亿欧元的资金不能起到稳定“问题国家”的作用,那么这一史无前例的救助案只是在拖延问题的爆发,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对犯错误的国家施以援手,从而增强欧元区的凝聚力,但同时可能威胁到货币稳定,这样做值得吗?抑或,任由犯错误的国家违约,从而强化货币信誉,但由此削弱欧元区的凝聚力?在单一货币诞生前,德国可以避免此类选择:只需让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货币贬值即可,然而现在,欧元区似乎陷入了一种逻辑上能行得通但事实上恐怕行不通的“悖论”。 看来,欧元区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欧元货币制度的重建问题。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模式非常独特——在分散的“财政”与统一的“货币”制度下,货币一体化使货币区内各国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能力,但各国独立的财政政策则有超支的内在动力。早在2003年,欧洲的政治联盟进程已明显陷入停滞。其部分原因在于,经过接连的扩大之后,欧盟已成为一个过于庞大、松散的俱乐部。区内部分经济体的赤字规模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3%的安全控制线,如核心国的法国与德国,当年赤字规模占GDP比例分别达到4.1%和4%。在无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环境下,赤字财政成为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增发国债便成为各国倾向性选择,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旨在确保欧元区财政纪律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事实上已经破产。 欧洲整合、单一货币区建构,反而加剧了区内发展不均衡。根据欧盟委员会近期的欧元区季度报告,欧元区16国的竞争力差距逐步扩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间,德国、芬兰等国家的竞争力相比其他成员国稳步提升,德国的GDP独占欧元区GDP总规模的1/3。特别是2002年欧元现钞流通后,德国从2003年到2008年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而其区内贸易比例高达70%。相比之下,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特别是希腊和葡萄牙都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希腊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严重靠资本借贷支撑,透支消费,政府财政债务化,直至酝酿了“累积债务危机”。 另外一个欧元区的失衡问题是,货币红利和货币责任不对等,“搭便车”现象突出。欧元区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若干成员国组成的货币联盟,这种货币联盟利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联盟中的每一成员都有以最小的代价谋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内在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成员都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并产生负外部性的倾向所在。“PIIGS五国”的货币波动性明显要高过其他几种欧元区原有货币,在欧元区成立后,他们获得了稳定的货币环境,包括较低的汇率波动、稳定的物价、低廉的融资成本和广阔的金融市场,使得希腊等国能够享受低廉借贷成本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相关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超过10%。同时,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为债务融资,掩盖了公共财政的潜在问题。事实上,除了德国外,大部分欧元国家的经常账户都为逆差,且在1998年至2008年间出现急剧恶化。 弱国不走,强国不留。事实上,放弃曾经象征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德国马克而启用欧元可能是许多德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德国,支持希腊的主张并不受欢迎,人们普遍担心欧元会成为疲软的货币。如果希腊救援方案正式启动,那么德国的反欧元势力也可能大大增强。如果更多的国家需要获得金融支持,无疑会进一步加强德国国内反对欧元的呼声。近来德国应退出欧元区寻求更坚挺货币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国应退出欧元区的观点来自国内强硬派和海外的欧元反对派,前者向来不甘心德国马克时代的结束,后者则认为德国模式给欧元区其他成员国造成太大压力。德国鹰派认为,本国应自行决定高盈余、强势货币和低通胀的政策,而不是被相对弱小的邻国拖后腿。欧元鸽派则希望欧洲其他地区不必接受德国模式,将低估本币作为调节手段,弥补损失的生产力。其实,几派说的都有其合理性,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从长远来看德国退出欧元区也许比希腊退出更有意义,德国更需要一个货币坚挺但差异化更小的货币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