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市场担忧的实质并非政府债务危机的蔓延，而是政府将负担再次转嫁到私人部门，从而扼杀经济复苏。显然，无法给私人部门减负，没有更大的自由增长空间，拆东墙补西墙的债务处置方案，只不过是在蕴酿更大的风险。
　　我们期待这场主权债务风波能够召回自由发展之魂，促使各国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断绝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侵犯市场自由发展的行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云尚未散去，美国金融改革立法又一次惊吓市场。5月14日，全球资本市场再度动荡，美欧股市、欧元继续承压走弱，原油逼近70美元关口，国际黄金和美国国债则为避险情绪所推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亡羊补牢式美国金融改革立法，正在警示市场：金融危机并不曾真正远离，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笼罩着巨大的阴霾。
　　人们担心主权债务危机将从欧洲蔓延至更多的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政府债务堆积如山，负债水平不亚于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显性国家债务不高但隐性债务负担不容低估。IMF在5月14日发布的《财政监督报告》中表示，目前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令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每年下降0.5%，而各国平均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上升到115%。
　　从表面上看，全球潜在而普遍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惊吓市场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市场真正发出的是“谁来拯救拯救者”的叩问。
　　其实，用政府负债总量来判断债务危机风险程度并不可靠。从世界经济史上看，美英等发达经济体较长时间内都面临着较高的政府债务问题，但这并未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而推动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这一有违中国人惯常认识的现象。
　　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高政府债务要么是因为战争，要么源自经济危机下政府的高财政赤字和赋税下降。而缓解政府高债务水平一般是财政减支和增加赋税，如当前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所采取的手段。其中，财政减支不仅会受到政治阻力，而且公共服务有一个最低限度，并不能一味减少。增加赋税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征税，一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然而，通过这两种手段降低政府债务效果并不太理想。减支和增税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内生性增长，减支若以基本公共服务缺少为代价将影响经济效率，增税对经济增长影响则更为直观。
　　美英等国的财政史显示，若政府能以较低成本发行新债，那么在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下，通过低成本债务筹资手段并配合以适度的减支，要比财政减支与增加赋税的组合拳更为有利。理论上讲，政府不增加私人部门的赋税，将提高经济运行绩效，而这又意味着政府未来税收会水涨船高，债务偿还也就有了保障，投资者对政府债务的信心也将维持，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改朝换代初期，新政权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比较历史上英美经济起飞时期政府的高债务与当时中国等亚洲国家量入为出的国策，孰优孰劣十分明显。可见主权债务虽风险不容忽视，但最具杀伤力的并不是主权债务本身，在而是上述良性循环未能实现。
　　在民主体制下，债务危机使政府有求于纳税人，增加纳税人对政府的牵制，从而有助于构建小政府、大市场的状态，这客观上会促进经济的内生性增长。事实上，纵观国内外历史，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发生在小政府、大市场状态下。新近的理据是19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实施的自由经济政策。遗憾的是，当前的债务危机却没有看到上述良性发展的迹象，相反在主权债务快速上升过程中私人部门越来越失去市场自由度，导致恶性循环。深受巨额债务之困的各国政府不仅未让私人部门充分休养生息，反而通过增税和强化干预等手段让政府之手越伸越长，压制了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不稳定，恰恰是因为政府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牵制了私人部门的发展自由度。当前市场担忧的实质并非是政府债务危机的蔓延，而是政府将负担再次转嫁到私人部门，从而扼杀经济复苏。显然，无法给私人部门减负，没有打造更大的自由增长空间，拆东墙补西墙的债务处置方案，只不过是在蕴酿更大的风险。我们期待这场主权债务风波能够召回自由发展之魂，促使各国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断绝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侵犯市场自由发展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