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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17 作者:周俊生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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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天津进行调研活动时强调，当前国民经济继续回升向好，但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全面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面临两难，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分析。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为了避免受这场危机的过度影响，以扩大投资来保证G D
P的一定升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货币政策也从原来一直实施的从紧转变为适度从宽。这一政策取向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度充裕，也使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一些问题，物价上涨过快，特别是房价上涨过快，使宏观经济直接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但是，面对通胀隐忧，如果马上采取强硬措施收紧流动性，又很可能会回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通货衰退的状态，刚刚复苏的经济也会重新回到困难状态。
宏观调控的两难，不独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此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在各国推出救市政策“力挽狂澜”并收到初步效果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经济政策的选择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一项政策出台便“应者景从”，一夜之间改变市场走向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各种市场主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政府出台的政策已经难以照顾到每一个阶层的利益，甚至一些市场主体可以利用政策的空隙实现自我的利益追求，干扰政府的目标走向。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有着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性质，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西方国家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将救市政策“退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它们的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救市政策只是在面临危机时偶一为之，所以现在面临的是“退出”问题。而中国政府考虑的并不是“退出”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深入地渗透于国家的经济活动之中，因此“退出”不可能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的问题，而是需要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的问题。
中国虽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这种改革始终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把控之下逐步推进的，这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政府不仅担负着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使命，而且在经济运行中产生了自我的利益追求。比如，我国习惯于以G
D P的逐年推进来检验经济成果，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每一年G D P的上升幅度是检验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因此养成了政府用拉动投资来保证G D
P升幅的风格，而对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考虑得较少，为了保证G D
P的升幅，甚至可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特别是民众的利益。再比如，最近正在高调推进的楼市调控，这个市场之所以会形成目前积重难返的局面，也是因为政府对利用这个市场解决地方财政问题依赖太重的结果。今天，当面对通胀隐忧逐步扩大的时刻，如果需要对宏观调控的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实际上就是需要政府减少乃至放弃在经济运行中的自我利益追求的问题。
正是由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渗透了太多的利益追求，使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把握已经不同于金融危机初起时的执行力度，在“适度从宽”的口号下，央行正在逐步收紧流动性，但尽管如此，央行显然不愿意随便拿出加息这一能够最有效地收紧流动性的政策工具，因为一旦加息，企业的资金成本将出现上升，投资将出现收缩，从而直接影响到GDP的上升，影响到政府的政绩。再比如，在楼市调控之中，如果房价真的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直接威胁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调控也将难以为继。自我国房地产市场形成以来的十多年中，对这个市场的调控其实已经进行过多次，但由于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制度未有触及，这种调控也难逃半途而废的结局。
从本质上说，政府作为民众委托管理社会事务的一个机构，它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政府如果过多地参与经济事务，就会产生自我的利益追求，使政府出现双重角色，既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又具有了“经济人”的身份。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环境下，政府很容易利用其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身份来使“经济人”的身份得到膨胀，使市场竞争向着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其他市场主体的方向演化。当需要政府行使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时，这种“经济人”的身份很容易使两者出现矛盾，并导致政府职能产生扭曲。
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宏观调控两难，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塑造过程中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弊端，对政府职能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消除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出现的“经济人”的色彩。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清晰以后，当政府面对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时，它的目标就可以坚定而明确，即向着最有利于民众的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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