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P君，这几年来看着我们哥几个买房换房，却兀自岿然不动。他之所以如此沉得住气，乃因为他比我们占据一项巨大的“优势”——老婆是一位公务员，可以享受福利分房的待遇，据说按其资历条件，搭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福利分房末班车”，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巧的是，这最后一批的福利房，就在我所居住的小区对面，所以我也替他上心，该楼盘的每个新进展——动工、封顶、绿化收尾，我都向其及时汇报。一日，我浏览本地报纸，看到一条关于本市经济适用房的消息，我发现该楼盘的名字赫然在列。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坏了！它怎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呢？那P君的福利分房梦岂不是要破灭了吗？
　　急忙电话告知，P君在电话那头对我嗤之以鼻：老外了吧，这个城市的福利房一直是叫做经济适用房的。
　　原来是我自己太孤陋寡闻了。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福利房是算作经济适用房的。在我的脑海里，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那些收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中间层建造的，譬如在本市，能够申请经济适用房的门槛就是家庭总资产在32万以下、家庭年收入在6万以下。按照这个标准，P君绝对是不够资格的，就拿年收入一项来说吧，他的收入和我半斤八两，早已超过了6万元的杠杠，何况他妻子的收入还不比他少呢。推而广之，能够参加福利分房的公务人员，恐怕找不到一个能够有资格分到经济适用房。他们的收入和资产，早已远远地超过了经济适用房的底线了。被P君鄙视了一把之后，我心里有点不爽：福利房就是福利房，干吗要戴上经济适用房的帽子啊？让我露一次怯倒也罢了，政府这样遮遮掩掩的，是啥意思嘛？
　　政府的用意，我实在是懒得去揣度了。但这样掩人耳目，恐怕也不是个好法子。据我所知，在等待搭乘这最后一趟福利分房班车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有房子的主儿，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家里已有三套房了，仍然在殷切地等待着这趟车的消息。当然，她那三套房子，都是以孩子的名义买的。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福利分房的条件之一就是本人和配偶名下不能有房产，在孩子名下就可以规避这一限制了。而她的孩子才12岁，这也意味着，她那三套房子都是一次性付款的，其家庭资产水平，自可略见一斑。在今天的高房价下，那些整天在网上哭着喊着做房奴苦不堪言的年轻人们，羡慕之余，继续哭闹去吧。
　　福利房的利弊，我也不好多说，省得朋友说我红眼病。经济适用房说说恐怕无妨，最近，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就是经济适用房了。先是人们在某经济适用房小区的地下车库里，发现了奔驰宝马凌志皇冠等豪车，于是对房主分房资格的质疑铺天盖地而来，媒体也借此大大炒作了一把，弄得政府很是被动。这事还没摆平呢，新的一轮经适房申请又捅出了娄子：申请人中，很多住在单价两三万的“豪宅”里；还有不少人，申请表格上的家庭总资产为零！而他们，都顺利地通过了初选。这下，媒体上、网络上又炸开了锅，弄得政府有关部门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我猜测，“有关部门”一定恼火透了：本地的媒体们一向是很听话的啊，怎么这段日子老和我们过不去呢？实话说，鄙人也在媒体圈子里混，多少知道点儿这里面的规则，媒体固然面临着立场问题，但当民情汹涌之时，一味地遮掩恐怕是不行的。而作为饱受质疑的一方来说，在努力依法行政、细致工作的的同时，恐怕也得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政策本身就有问题呢？
　　福利房、经适房的这些乱象，从根本上说，暴露的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任何一个政策，其初衷恐怕都是好的，但在执行中为什么往往偏离了方向呢？除了监督环节出了问题外，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世界上没有几个圣人，小民们都想让自己的利益，甭管是合法的还是违规的，都得以最大化，何况那些手里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公仆”们呢？在权力、关系得不到约束、遏制的社会环境下，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彻底铲除滋生种种疾患的“病灶”，也就是说，去改变政策本身呢？
　　不禁想起了茅于轼。这位“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其早先的言论，诸如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应该没有独立厕所”，当初被人骂得够呛，而今天的事实，不正说明老爷子眼光的独到之处吗？又不禁想起任志强，这位背负更多骂名的房地产商人，他的“丫头论”、“暴利说”，还有“房地产商没有义务为穷人盖房子”之下的潜台词——为穷人盖房是政府的义务，哪一句不是真理呢？然而，在中国说真话何其难也。小民们不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借机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也就罢了，执政者又有谁能够真正体味并采纳他们的建言？
　　恐怕执政者也有难言之隐，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房地产市场这串巨大的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是分量很重的一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政府勇于切除自身病灶，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这才是房地产市场的正本清源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