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双扩张之中配合井然，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信贷满足融资要求。但进入2010年，在扩张政策整体退出的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新关系呢？
　　很多学者指出，货币政策紧缩或不可避免，财政政策依然需要保持刺激力度，即达到一种“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效果。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该努力从信贷依赖转向发债融资，减弱信贷的货币创造机制，在目前市场存余资金规模中挪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给广义货币（M2）供应量带来增长压力。

　　“紧货币、宽财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宏观政策格局都要定义为“宽财政、紧货币”。
　　李稻葵给出的理由是，“宽财政”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而由于我国货币存量已经非常高，“紧货币”应成为一个中期政策。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例超过170%，而美国不到65%。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认为，“宽财政、紧货币”可以作为一个基本政策取向。在全球经济复苏还不稳固的情况下，我国如果过快收紧流动性、过快收紧刺激政策，也会给经济带来风险。当前在宏观调控中要防止货币政策用力过度，而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政策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对于某些地区、某些行业进行扶持。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这盆水泼出来，有洒的、没洒的都淋到了。
　　哈继铭认为，消化通胀预期最容易在农产品中实现，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指向性强，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市场短缺商品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而且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不能轻易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记者表示，在以重化工业为龙头的经济体中，经济景气的状况能否传递到轻工业、服务业、零售业，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另外，四万亿元经济刺激的很多投资项目本身就是“保民生、调结构”，这些项目需要大量花钱来做铺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不宜也不可能淡出。
　　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7.9%，而支出只比上年增长6.3%，总量不是关键，财政收支的结构才是关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何帆认为，目前经济复苏靠消费拉动还很困难，主要还是靠投资，而我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何帆进一步指出，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上，我国的情况与国外不一样。国外很多财政上花钱主要是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因此要在财政政策上退出。然而我国的情况是财政刺激到了实体经济，需要调整的只是财政投资的方向。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高辉清也对记者表示，从本质上看，财政支出有其连续性，一个项目可能跨越好几年，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是说撤就能撤的。

　　地方融资靠发债还是信贷

　　危机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信贷扩张和财政扩张的重要结合点。
　　刘元春指出，其实2009年政策安排的本意是“财政为主、货币辅助”，结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变成了“货币为主、财政辅助”。在货币过量投放的过程中，很多资金并不是按照计划中的项目来推进，而是流到其他领域，进而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
　　何帆认为，与地方通过信贷扩大支出相比，靠发债来扩大支出的方式更好。地方通过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债，这种方式风险比较大。平台的操作规则不公开、不透明，很难监测。平台到底吸了多少钱，通过什么方式投资到哪里去了，很难跟踪。而发债方式就好很多，发债需要一个评级机构对其进行评级，建什么项目、预算是多少，这些东西都得拿到桌面上来。想借钱，就得守规矩，公开化、透明化，财政监督机制就能跟上。
　　何帆进一步认为，应对地方发展的融资需求，可以允许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发债。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能保持8%～9%，只要不滥发国债，债务余额不扩大，债务总量并不用过分担心。
　　高辉清还表示，不管是发债，还是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大问题其实是要摆脱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应该转向民间投融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往这个方面引导，例如在财税上，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税收优惠，在融资环境上，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李稻葵也建议，“宽财政”政策要启动减税，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提供就业补贴，通过这类宽松的财政政策，提升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