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因为前提被忽略，人民币被低估的结论，有太多的偏颇和误判。无论如何，应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然后再来确定汇率的价格。
　　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是，人民币低估并带来一系列全球贸易的扭曲。而中方则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升值，但是不能在压力下升值。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有升值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对人民币币值，国内外有很多的计算和分析判断，我想对部分结论提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所谓“顺差大，则汇率低估”。这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理论性结论。在美国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上，四位经济学家中有三位没有提出具体人民币低估的计算，但他们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不排除美国贸易逆差是他们判断的重要根据。像数学定理一样，经济学的结论，也都有前提假设。“顺差大与人民币汇率”的结论与“顺差大与一般汇率”结论是不同的。最值得提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国的顺差是全球化大趋势下，制造业全球性大转移下形成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堪称“规模之最”的转移；第二，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大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具有几乎吸纳半个世界的正在全球转移的制造业的能力，而中国仍然是低端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第三，恰在此时，美元本位必然导致的虚拟经济膨胀，使得超前消费的失衡的发展方式也达到“极端过度”的程度，制造了吸纳全球出口扩张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个“史无前例”大背景和大环境下，简单套用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与完全不同的形成机制下的“顺差大则汇率低估”的结论，不是很偏颇么？
　　其次，所谓“劳动生产率提高，汇率应升值”。这也是经济学的结论，但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如果所有的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要素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等，都随着得相应调整。
　　在中国，劳动力成本近期才开始有所上升。也就是劳动力比较优势近期才有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由于中国的要素价格机制，资源价格机制，还有企业的其他社会成本，一直存在扭曲。应该承认，这些扭曲的机制对出口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如果把汇率看成出口产品定价标准，按照一般定价的原则，应先算成本，再定价格。所以，没有理顺国内的成本，就提升汇率，汇率作为价格可能是一个新的扭曲。理顺要素价格体制以后，人民币汇率被高估都有可能。现在美国，欧洲许多商品比国内的同类商品便宜，已是很多人的经历。
　　所以，无论如何，只有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再确定汇率的价格，否则，内部改革的空间就没有了。这对中国的工人和企业都不公平，也不符合定价的基本原则。
  　有人提出用升值来逼中国企业调整结构。笔者认为，用理顺价格机制的改革来逼企业调整，可能更合理。
　　第三，所谓“模型计算结果证明，人民币低估”。模型和量化结果，在很长时间以来已成评估经济学学术论文的第一重要标准。但是作为升值政策的决策“依据”，作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就很难说有多少道理了。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彼德森咨询公司的Freg先生是唯一做了计算的经济学家。他的结论是人民币被低估40%。另一篇由两位美国教授与一位日本研究员合作的论文的结论是，用2006年的数据得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论是统计不显著；用2008年的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低估10%；但没有任何结论说明人民币汇率与美国逆差有任何关系。如果加入“序列相关”，计量结果显示统计不显著。统计不显著，就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的标准。
　　笔者在此不想做“对”与“错”的评判，其实也没有对错的问题。关键是，不同模型有不同的假设，有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所以不论是什么“大家”，“大师”，“大学者”，还是全球权威机构的模型结果，只能作为政策决策的参考而不应成为决策依据。彼德森咨询机构的40%的结果，当然也不能成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
　　实际上，有研究人员整理了讨论均衡汇率计算的论文，发现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准确计算均衡汇率。
　　第四，研究方式也会产生误导。比如，最近克鲁格曼教授的计算，假设人民币低估后，中国在资源利用，通胀，经常项目所遭遇的很多问题，并对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错，中国存在要素价格不合理问题，有必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却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理顺这些机制，人民币汇率未必是低估。
　　另外，什么样的汇率机制最优，也是没有定论的。没有任何理论证明自由浮动的汇率是最好的。好多年来，香港总是被列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香港到现在还是货币局制度。能说香港是汇率操纵妈？汇率制度一定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匹配。泰国当年的危机，就是因为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并没有与“金融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相匹配。
　　也有观点在讨论所谓同时在美国升值压力下升值的“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笔者要说，现在不是讨论应按照哪种模式升值的时候。不论是失败的日本模式还是成功的德国模式，都不是中国现在的选择。因为日、德当年都已位居“发达国家”之列，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中国今天人均约3000美元，7.2亿的农民人均收入刚刚超过5000人民币。我们要有自知之明，需要给7.2亿农民的发展留下空间。我们自己不能继续城乡 “剪刀差”的发展思路。
　　至于人民币长期应升值的讨论，也是有很强的假设条件的，即中国经济能在现有条件下持续增长。但是包括能源，低碳，环境等在内的环境约束，已有了很大不同，因此，在一切条件不变假设下的计算结果，也就无法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了。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