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死了15年，最近却好像在美国借尸还魂了。这位美国第37任总统认为，要调整国际货币关系，光靠磋商搞不定，激进的单边行动是必要的。如今，美国的政客们正向财政部不断加压，逼它学习尼克松的坏榜样，最晚于4月15日裁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约130名国会议员联署信件，要求对中国采取行动。大力鼓动这场“战役”的是美国顶尖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尼克松时代的问题似乎挺好对付，甚至显得微不足道。当时，全世界的货币储备分布略显不均：到1971年年底，德国拥有价值172亿美元的储备，日本141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4%和11.5%。而在2008年（我们掌握数据的最近一年），日本拥有全球储备的23.4%，中国则拥有44.8%。今日的数字高得多了。
1971年，美国感受到德国、日本出口量迅速攀升的影响。德国当时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2.1%，日本则占4.4%。到了2008年，日本盈余的GDP占比为3.2%，德国为6.7%，而中国则为9.8%。
当年同今日一样，在全球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欧洲人和亚洲人认为，美国过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罪魁祸首。美国人则反过来说日本和德国刻意压低本币汇率，谋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以扶持其出口产业。
面对美国的压力，德国当年表现得比较听话，主要是因为它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它先让马克在1969年小幅升值，然后在1971年5月转向浮动汇率。日本政府却不肯就范。任凭美国把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它就是我行我素。结果，时任美国财长的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决心向日本的“管制经济”发起攻击。
日本经济据说是封闭的，美国要迫使它开放，可以采取两种策略。一种策略叫“善意忽视”，就是放任盈余国家积累储备，直到它们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储备积累起来似乎没有个顶，所以仅存的选择就是对抗。
尼克松骨子里就不信任多边主义。当年和如今一样，通常的观点是，单边行动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当年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以其他国家可能报复为由提出反对，康诺利回答说：“那就让它们反对好了。它们能做什么？”意思很清楚：“单边行动会惹恼其他国家。那又怎么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进口货物加征10%的临时附加税，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不公平汇率而陷于劣势”。与此同时，当局还下令冻结工资和物价、终止了美联储向其他央行提供支持的货币互换、限制黄金交易，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
这些措施没有一项真正帮上忙，令美国经济回升或修正竞争对手的贸易盈余。在动荡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对外收支的确遭遇剧烈波动。日本的巨额盈余在1973年和1979年两度转为赤字，德国则有四次，分别是1974年、1975年、1979年和1980年。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同美国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双边修正，而主要是因为当年的高油价休克令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这两个国家备受冲击。
在赤字年度之外的年份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盈余又卷土重来。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几次修正往往是由美国新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所致，美国的扩张政策又转化成通胀压力，于是日本人和德国人自然对美国人大为恼火。
经过一段最初的快速通胀期，美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剧烈下跌。全世界的通胀形势都有所加剧，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又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主要是因为能源依赖迫使工业化国家维持开放的贸易体制，以便它们挣到足够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当年，美国的汇率单边主义迫使全世界团结起来，对付华盛顿引发的混乱。欧洲人加快了他们的区域货币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元乱局也促使产油国建立了一度十分有效的卡特尔——欧佩克。
只有日本，1971年8月战役的首要目标，遭受了沉重打击。日本之所以受伤，因为它不像德国，它是自力更生的。
今日的中国并不像1971年的日本那样孤立。相反，它很容易就能把美国施压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凝聚成地区团结的动力——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所做的一样。
“尼克松式休克”并没有带来美国的复兴，相反，它催生了很多理论，探讨美国帝国的过度扩张和衰落。如今，要把21世纪变成“亚洲世纪”，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给亚洲出口国一次“尼克松式休克”，从而刺激它们抱成一团，组成一个亚洲盈余国集团。
刚刚在国内打赢医疗改革战役的贝拉克·奥巴马想变成尼克松附体吗？他能担得起这个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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