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少、2015年左右即将迎来劳动力供应高峰的条件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是调整国际收支的唯一路径。我们必须看到，过去几年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以一个较为温和合理、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较为匹配的升值速度来实现自身结构平衡的目标。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方，美国不应该在享受低价出口产品带来的低通胀和高负债生活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作过多的指责。
　　从中国要素价格的角度来看，过去十来年尽管原油、基本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持续的攀升，但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十分充裕，直接导致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刚性很强，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极其缓慢，加上国内在矿产、能源、土地、环保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低价政策，使得这些年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幅度不是十分显著。但从中长期趋势上来看，我们在名义汇率升值之外，必须看到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要素成本上升正在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越来越强的推动效应。
  　首先，当前我国的人口年龄分布特征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较为相似，中青年劳动力高峰分布在20-25、40-50岁这两个年龄段区域，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加上企业用工社保等福利体系的完善，往后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的速度势必加快。此外，目前国内人口的城镇化比率不到50%，随着大都市圈的形成和人口向中小城镇的集中，伴随城镇化趋势而来的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就业需求的增大势必进一步推高劳动力要素的成本。可以说，国内劳动力充分供应、劳动力价格刚性的发展阶段正在一去不复返，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推高中国产品价格的主导因素。
　　其次，在美国不断扩张信用规模，美元不断贬值的条件下，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金融危机之前的上升势头是较为确定的格局，中国制造业无法摆脱高价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冲击，日益高涨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便是鲜明的例证，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持续攀升将成为推高中国产品价格的另一个重要推手。从国内情况来看，能源、矿产、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机制正在形成，在庞大的制造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下，国内过去生产要素低价的时代正在远去，中国出口同样面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成本冲击，国内外两相夹击之下，出口部门成本上升推高价格的压力可想而知。
　　名义汇率只是事物的一个表象，我们在关注人民币合理汇率机制和升值趋势形成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本国实际物价水平上升和购买力增强对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潜在影响。未来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国内外购买力差距收窄的趋势让我们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之外，看到了另一种国际收支再平衡的局面，这种最有可能出现的再平衡之路应该是名义汇率缓步升值、国内产品价格较快上升导致国内外物价差距继续缩小，加上政府在调整收入分配和内需转型方面的政策作用，中国完全可以实现经常项目相对规模保持稳定或适度下降的“再平衡”发展目标。当然，未来政策上我们有必要提防总需求过度依赖信用扩张，以及货币增速过快带来的不利影响，与外部国际收支再平衡过程相对应的是，提高劳动力相对价格水平，调整收入分配促内需同样会成为经济结构内部“再平衡”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