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挑起的这场汇率之争，除了学会用政治眼光看待重大经济问题之外，我们是否应该拿出一份基于实证研究的权威报告，并经由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让美国尽快明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利于中国，同样也是美国维持低通胀乃至长期经济稳定的不可或缺因素。
　　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之争即将进入关键的“下半场”，美国方面似呈降温之势，白宫的近日表态也在慢慢回归理性。看来，中方的主动沟通暂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战略博弈的艺术来看，迄今为止双方政府似乎都较好地把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只是在不确定性越来越成为战略对手之间关系特征的今天，某种程度上握有占优策略的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看起来比中国更为主动。因为，美国不仅有着强大的议题制造与传播能力，还有一整套“修理”、打压竞争对手的成熟机制和力量工具。日本在25年前就曾吃过这样的苦头，25年后的今天，美国又要“如法炮制”，试图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限制在美国框定的范围之内。
　　其实，一向喜欢拿中国问题说事的美国国会议员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先是一口咬定中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并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然后，经由舆论宣导形成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压力，在取得决策层部分人士支持的基础上，或者强化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既有立场，或者试图引导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政策走向。而国会议员们在学术界亦不缺“死党”。例如，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40%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得到了广泛认可。还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在抓紧时机发酵自己的“明星效应”，他的关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而导致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至少损失140万个就业岗位的言论，即便是哗众取宠，但在国会议员们看来，至少也是一门重炮。
  　不过，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归会走向对称。由部分美国政客与相关利益代言人引爆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其背后隐含的霸权逻辑看起来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人的阳谋，但全世界敢于明目张胆玩阳谋的国家大概也只有美国了。我们相信，政府在这个关乎国家未来地位的重大问题上已有较为成熟的应对策略，但值得国内决策智囊和学术界反思的问题是：面对美国挑起的这场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学会用政治眼光看待重大经济问题之外，是否还应该拿出一份基于实证研究的权威报告？并经由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让美国尽快明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利于中国，同样也是美国维持低通胀乃至长期经济稳定的不可或缺因素。
　　其实，美国同行早已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赤裸裸地提出，所谓被低估40%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大幅升值，这只是他们试图用数字来表示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一种宣传，目的是强化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拥有的不公平优势，增强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那么，作为中国的同行是否也应该前瞻性地为政府应对美国挑起的这场人民币汇率之争提供充足的弹药呢？答案显然是不言而明的。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包括权威智囊机构在内的中国同行，在反击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指责时的立论依据，描述性的成分过多，实证的数据偏少。你可以一再强调美国指称的人民币低估程度缺乏有力依据，但你要拿出让美国人信服的数据来。
　　对此，笔者特别赞赏商务部钟山副部长访美期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美贸易是双赢博弈”一文中所列举的有关数据。例如，钟山在该文中提出的“如果没有中国消费品（输往美国），美国物价指数每年将上涨2个百分点”的观点，即便不能马上令所有美国人接受，至少也值得理性的美国有关人士深思。
　　众所周知，在危机尚未结束的关键时期，对就业和民生福祉的关心可能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因为这样更容易博得民意的支持。中国只要抓住美国家庭因受危机冲击财富大幅缩水进而对通胀异常敏感的“七寸”，也许就可以收获压力测试效应。显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可见，在让美国明白为什么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稳定的问题上，国内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行为空间无疑很大。事实上，不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在包括对危机发生以来的某些重大问题判断和对策建议方面，国内经济学界和决策智囊的应对水准也显得不够专业与前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者通过频繁而扎实的调研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对经济形势庖丁解牛式的拿捏，才是确保中国能够相对平稳渡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
　　因此，摆在国内有关研究机构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通过充分的数据采集和扎实的研究，及时拿出一份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为何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权威报告来。另一方面，美国既然能够“稳”、“ 准”、“狠”地揪住了人民币汇率这根小辫子，一口咬定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并威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是“最大汇率操纵国”的议题上做足功课呢？如果经过双方在政府层面、民意机构、学术界以及舆论界的多次交锋，让中美双方乃至全世界都明白：咳！汇率那档子事，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则届时中国不仅能够挽回在这个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还可以因此大幅提高针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博弈水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