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公开坦陈：我是一个糟糕的会计。在某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区财务部门工作的几年间，我从来没能把账做平过。那张财务平衡表，对于当时体重超重的我来说，简直比平衡木还难。我曾鼓起勇气问我那时的外国老板：“你是否知道我的会计基础知识非常差”？“这个嘛…我早就预测到了，这并不影响我雇佣你的决定”。后来明白了，老板招我进去，主要是为了让我替他做规划预算和预测分析。
　　我陆陆续续地参加了几轮新产品的投资回报预测分析团队。一般来说，这类预测先要估算某个产品的未来销售额，然后选择机器配置生产线，最后预测投资回报。大多数情况下，总要调整预测模型使之更精确。经验告诉我，预测模型本身并不重要，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完全依赖于估算的销售额是否能实现。我们从不怀疑销售部门和计划部门的同事是根据当时市场上最接近客户的真实情况提供预测数据的。遗憾的是，我后来留意并比照了一下，这样的预测结果往往与最终实际结果偏离很大。10多年前，用计算机模拟来做预测分析，还是一件挺先进的事，有那么好的分析软件，那么贴近客户需求的销售人员，可为什么得出的结论事后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呢？我很困惑。
　　10多年过去了，我早就离开了制造业。我现在偶尔去参加某些金融机构组织的研讨会和策略会，会上我常常能遇到一些振振有词，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市场精英。看着他们为演讲而准备的幻灯片资料，不禁想起了当年那些让我饱受折磨的预测分析报告。听下来，在高水平的幻灯片制作背后，感觉形成那些数字的故事并没有多少变化。而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大家似乎早已熟视无睹，对于这些预测似乎更热衷了。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如果一个优秀的制造业公司，动用最好的内部资源去预测本行业内下一代新产品的投资回报都有可能出现重大偏差，那么，一个金融机构，又怎么能够预测到由许许多多个企业构成的某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呢？又有哪个研究机构能够预测到由许许多多个行业构成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呢？什么危机的V型或W型反转，什么板块之间的切换，什么业绩高速增长，什么货币投放增量，我看他们不过是在一个描述历史数据的曲线末端做了一下平滑的延伸，仅此而已。
　　多年以前，我们为预测结果而不得不做出某个假设的时候还颇感内疚和自责，我的洋老板还把英文中的假设（assume）一词拆解成（ass-u-me）。细想起来，这个意思用汉语表达出来，很不雅，大意是“当我们做出某些假设然后去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简直是在用屁股说话”。一向说话直来直去的洋人，在中国待久了，说话也学着婉转起来，骨子里还是很尖刻。
　　我的企业工作经历，不仅教会我把预测未来的研究当成一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演出来欣赏，还教会我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应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最好办法，不是去构建模型，修正假设，调节算法，以期精确地预测未来，而是练成更具柔性的、抗击打能力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在采购生产线上设备的时候，更多地考虑购买那些通用型设备，这样，即便我们预测某款产品的需求落空之后，这些设备仍能转产。对于那些前景实在不明朗的产品，干脆出高价外包给其他公司去做，观察其市场接受程度，待其有了明确订单之后，再考虑投资生产线。这些都是朴实的应对不确定性的办法，但是很管用。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可能有一些欣赏智慧，甚至崇尚计谋的元素。我觉得，我们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未来时，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做一个更精确的数学模型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然后制定一个精巧的应对计划，而是应该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个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意外变化的体系。
　　最近又有人呼吁政府建立一个灵活的汇率机制。我想反问一句，全国的企业都已经在过去10年中习惯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投资决策，现在突然让汇率更灵活，岂不是在实体经济中制造更多混乱？如果我们过去一直适应灵活的汇率机制，突然转入固定汇率，有可能使得经济个体更快地扩大规模，发展起来，反之则不行。因为，在建立一个灵活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之前，先有一个灵活而有弹性的经济。为此，我们首先要给企业、给资本市场更自由的发展空间，更少的行政干预、更少的政策调控，更少的政府审批，更少的税收负担，更少地依赖于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更高效而灵活地组织资源。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要求。假使中国经济能在这样的增长方式下变得灵活而有弹性，那就一定会变得更具有韧性。
　　总之，我们的汇率在变得更具有弹性（Flexible）之前，我们的企业应变得更具有柔性(Agile) ，经济应该变得更有韧性（Resilient），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