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的热点词汇中，“民工荒”占据了显要位置。从一些数据和煽情描写的新闻来看，情况确实严重。人们从民工荒出发作思想游历，很快就到达了另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名词——“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1968）”，这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预言映照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后，在中国大陆找到了21世纪的新剧本。

　　拐点到了吗？

　　对于民工荒，樊纲在一次会议上不无调侃地说，媒体不妨在正月十五之后再认真研究和报道这个话题。如果很难跟上变化的现实，还可以回头看看过去——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显示，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上升惊人，不过在绝对值上只是逼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并未超过。但珠三角的这一比率达到1.26,提示这里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这让人想到所谓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说的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现代部门（例如工业）的持续扩张，将最终耗尽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当拐点到来之时，除了涨工资，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招到工人。
　　在我看来，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无法直接和刘易斯拐点画等号，但提出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首先，这里的真实可比工资水平（扣除广义生活成本和迁徙成本后）是否已经低于农民工在其他地方可获得的收入水平？其次，目前的工资水平能否覆盖城乡壁垒所造成的迁徙高成本？当然，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占比已达60%）可能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任劳任怨，但这个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可供迁徙的存量来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达。综合各种数据分析，中国目前农村劳动力大约5亿，其中2亿左右务农，另外2亿左右转移到非农产业，余下1亿左右为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其中一半年纪较大，不适合迁徙外出，只余5000万存量。但是，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25%，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10%，就有1亿以上剩余劳动力会被解放出来，而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总量就能达到1亿以上的水平，按照目前每年新转移600万~700万农民工的速度，至少还能转移15年。
　　不过，以上简单推算完全基于静态，并假定劳动力结构不变，现实却是，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致命的变化，“劳动力池”并不像静态测算这样丰沛，这是后话。
　　中国人口经济学的重要人物蔡昉在2007年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不过，他对拐点的理解是“一个区间”，可能长达数年。而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黄益平，2010）看来，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确切时间还众说纷纭。
 
  　拐点之外

　　其实，拐点究竟何时到来更像是一个智力或者模型游戏，刘易斯拐点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度量了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并将劳动力的变化和经济成长以及产业升级通盘考量。
　　和刘易斯拐点相关的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说的是好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劳动力）是度量“人口红利”常用的代理变量，按照蔡昉的测算，改革开放过程中GDP增长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总人口扶养比在2010年到达拐点（见图1），此后劳动力人口要背负的抚养负担逐年加重，这无疑将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和刘易斯拐点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叫工作年龄人口比(15岁-64岁劳动力/总人口)，拿这个指标看（见图2），似乎可以松口气，中国的拐点在2015年。但看看年轻的印度在2040年才到达拐点，不能不让人担忧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竞争力。日本的曲线带来另外的警醒，人们往往认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将日本拖入“失去的20年”，但人口学家却认为，日本在1990年到达人口拐点，老龄化不可逆转，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而不是什么协议。
　　这让人想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能改变？一些学者（钟伟，2009）的研究表明，中国越早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将越早趋于改善，但如果存在16亿的“人口承载极限”限制，那么最佳方案是在2025年放开二胎政策。我的疑问是，在未来100年的时间区间内，16亿的人口极限设定是否科学？以此换来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代价是否值得？
　　悲观一点，假设政策不改变，那么，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会面临什么？黄益平与合作者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发现，跨过刘易斯拐点的中国会发现自己终结了“非正常增长”，而回归“正常增长”，同时通胀率趋于上升，坏消息是中国将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优势，好消息却是外部失衡趋于改善。
　　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未来，准确地说，挑战大于喜悦。中国是否能顺利度过刘易斯拐点，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没有答案。虽然邻国提供了令人宽慰的经验数据（见表，日本和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没有任何力量保证中国在到达刘易斯拐点后自动实现在产业链上的升级。中国在未来恐怕需要至少做这样一些事：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保障最低工资的前提下，尽可能长地保持劳动力的竞争力；拆除城乡壁垒和户口限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拆除垄断限制，鼓励自由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