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 经济学博士，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执行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德国Damstadt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曾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外经济体制司比较经济体制处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所副主任。兼任中国人民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等。

    对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的同时，“去杠杆化”的趋势也不可避免，这样过去的很多金融规律就要发生变化。再加上时下流行的低碳经济等，未来金融运行的规则不是现在就可以说得清楚的。
　　现在各国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只是把资产泡沫从市场转到政府，如果政府的财政不可持续，就可能会出现国家破产的风险。
　　城市化进程要避免政府投融资过程中的腐败，这不仅需要政府信息公开，同样还需要引入市场力量。

　　从表面经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出现积极的反弹，中国经济在最近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是否能够确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出现了动力？中国经济也会一马平川？
　　我们不妨集中讨论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短期内经济有什么问题;二是存在于短期经济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三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去向何方。

　　复苏后遗症
 
　　从多数专家的预测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惊无险，除了投资可能比去年略有下降，其他指标都会有较明显的改善。
　　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地下已是暗流涌动。我认为有六个问题值得思考，国外三个、国内三个。
　　国外，第一，目前世界经济呈现有复苏、无就业的状态。欧洲的失业率甚至还在继续上升。这种“无就业复苏”是不是真的复苏？
　　第二，假如这种复苏不是我们过去经验所能理解的一种新的复苏形式，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一小概率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吗？
　　2009年四季度，迪拜、希腊相继出现危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乌克兰局势。更广一点来看，欧盟所有国家，包括德国，国债大多已经超过GDP的60%，而欧盟规定的国家债务不能超过60%。这一小概率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均提出要对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目前，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大概是实体经济的十六七倍，现实却是，我们现在的实体经济根本不需要十六七倍的金融资产来配套。
　　因此，对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的同时，“去杠杆化”的趋势也不可避免，这样过去的很多金融规律就要发生变化。再加上时下流行的低碳经济等，未来金融运行的规则不是现在就可以说得清楚的。
　　国内，第一，我们要了解现在以抵御危机为主题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是什么？社会各界有很多猜测，如通胀、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并且相当多的意见认为这些后遗症会在2011年集中爆发。
　　第二，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要改变，发展方式要调整。但怎么调整？我们注意到，过去很多年都在提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但在实际操作中，调整却很困难。
　　调整结构的核心是推动消费增长，这需要居民收入增长做基础，但居民收入增长和中国中产阶级壮大是一件长期的事，跟短期应对经济危机的紧迫性有差距。这对我们短期如何扩大居民收入、缩短收入差距，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第三，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社会利益诉求的指向也有转变。在危机之前，全球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搭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快车，表现非常好。尤其是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提高。2002年的前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7%左右，2002年-2007年平均达到10.5%。
　　我们通常认为多出来的近1个百分点是加入WTO后的国际需求贡献的。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以国际需求增长来维持GDP增速的态势是不可持续的，结构不调整，GDP增速放缓将不可避免。而短期所谓的反危机，则是在GDP增速放缓时，如何把速度抬起来。

　　全面看危机

　　对经济学家来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问题的同时也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这次经济衰退究竟是什么性质？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中可能表现出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周期性，而周期性主要由投资决定。
　　这样来说，反危机措施就很简单，按凯恩斯的理论，反危机就要影响企业家的预期利润率。也就是降低预期利润率，提前发生投资，危机会得到消融，进入了复苏阶段。投资者、企业家也得到了利润最大化。但这次危机与此不同，是由资产价格泡沫造成的，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的问题，债务积聚、加重，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这也意味着企业行为将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的表现不错，利润也挺好，但企业的目标主要致力于减少负债，一直到企业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后，才会再次出现投资行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式的危机比较少见，也可能不会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现象。但它的影响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如果日本衰退的经验可靠，那我们应该看到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衰退持续了15年。
　　谈到危机的后果，其实是在我们还无法理解危机的基础上来谈的，所以才会出现在谈世界经济走势时，有“V”型、“U”型、“L”型、“W”型等种种预测。
　　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时我们需要前瞻危机的后遗症，包括反危机政策退出的代价、反危机政策的有效性。
　　危机肇始于“高杠杆化”，解决之道应该“去杠杆化”，但实施过程中却是“再杠杆化”。2009年4月，伦敦20国金融峰会时，世界主要国家达成的共识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用“再杠杆化”来应对“去杠杆化”的危机。
　　在中国，这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家看到的是用财政赤字来撬动4万亿元投资，继而扩张国家、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现在政府赤字已经超过3%。
　　“再杠杆化”可能对防止更大衰退是有效的，但对提升需求或带动增长却并不见得有效。现在来看，反危机政策退出的负面影响，如果不体现在物价上，就一定体现在资产价格上涨上。
　　现在各国政府推行的政策可能只是把资产泡沫从市场转到政府，如果政府的财政不可持续，就可能会出现国家破产的风险，乌克兰就是例子，过去几年有很多国家因此破产。
　　是政府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日本、韩国的经济腾飞其秘诀之一就是产业政策的施行，日韩的经济成功了，产业政策也成名了。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运用产业政策的办法来扭曲价格、市场，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反而会损害效率。但当前的舆论普遍为产业政策唱起赞歌，美国新能源政策也倾向于由政府主导，这些实践给经济学的研究带来很大困惑和挑战。

　　城市化出路

　　除了应对通胀压力，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动力和增长点，因为城市化不仅可以带动投资，消耗当前对中国本土消费市场来说相对过剩的产能，还可以带动消费。投资与消费的双双启动，至少可以在短期走向尚不明了的情况下稳住经济。但如何推动城市化进而带动投资和消费，则是需要重点讨论的。
　　城市化进程要避免政府投融资过程中的腐败，这不仅需要政府信息公开，同样还需要引入市场力量;城市化进程同样还要避免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违法征地行为，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
　　实际上，城市化对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均有大量需求，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农民工。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贡献良多，按理说收入增加后，原本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但对消费的贡献占比却很低，理由何在？
　　近期不少研究表明，农民工收入增加额度占GDP增加额度之比甚低，且其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普惠于民，大量的农民工并没有切实分享改革的成就。
　　农民工持续较低的收入水平也无法促成内需的启动，因此，尽管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在未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转到针对如何增加农民工收入上来。而农民工的增收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内需，同样也事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问题，不单单与农民工的收入增加较慢有关，同时也与其负担过重紧密相关。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家庭的消费指数情况，就会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排在支出的第一位，然后是医疗支出，这两个方面的支出加起来数量巨大，部分地区这两部分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超过60%。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过去的研究均已指出，义务教育为国家的责任，由财政拨款加以覆盖。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通过办小学的方式来实现义务教育的全覆盖，可能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反而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
　　一来因为农村师资质量可能较差，二来每位老师所带的学生也相对有限。如果能让留守儿童进入城市接受教育，容易实现集约化教育，可能对教育资源是更大的节省。之前的研究还表明，教育券的发放比直接拨钱更有意义。
　　不管是农民工增收困难还是负担过重，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户籍制度这一因素相关。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限制也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并要承受高昂的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负担。收入少、负担多，这也是内需迟迟无法启动的原因所在。
　　因此，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的城市化，或将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机制，这是可以预见的有效的发展转型方向。如果这一机制理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