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两会预算报告难读懂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表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每个人都能懂，预算报告也存在专业问题，财政本身是门科学，所以不需要每个代表都能看懂。“我认为现在的报告很好读，一目了然，全懂了。”（《新京报》3月14日）

　　王厅长的思维无疑很有想像力。但在我看来，这个类比并不准确、恰当。相对论诚然难懂，但众所周知，它仅是一个针对客观物理世界而无关人们主观意愿的纯粹科学问题。而财政预算则截然不同，根本上讲，主要是一个人文性质的、密切关乎人的主观愿望的政治伦理、利益分配问题。前者要解决的是一个“世界原本怎样”的事实问题，而后者，要回答的则是一个“生活应该怎样”的价值问题。
　　科学问题由于价值中性，所以无需投票博弈这样的公共决策程序，需要的仅是科学家专业领域的实验证明。而人文问题，根本上就是价值本身的权衡、取舍、分配，因此，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少数“看得懂”的专家来定夺，而只能通过付诸公众，由充分公开透明的公共讨论、博弈来决定。否则，“财政”也就难以名副其实了——顾名思义，“财政”也是一种“政”，也即“众人之事”，如果甚至“不需要每个代表都能看懂”，那还如何为“政”、议“政”？
　　上世纪30年代，德国曾出版过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一百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爱因斯坦事后表示：“只要能证明我真的错了，一个人出面就足够了”。但是，财政预算显然不可以“一个人出面”，或者交由少数“全懂了”的专家来决定。
　　当然，财政预算确有其一般人难懂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但这里必须进一步厘清的是，其一，目前我们的财政预算被普遍认为“难懂”，究竟主要是其既有的专业复杂性造成的，还是其编制本身的不合理粗略化造成的？其二，财政预算在专业细节上固然有难懂的一面，但从宏观政治层面看，何尝又没有简单易懂的一面？其要害和实质说到底，无非就是，政府手中的钱，究竟该怎么花——哪些地方该多花、大方地花（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哪些地方又该少花慎花、节俭地花（如“三公”消费、形象工程），如果我们的预算报告能把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报告清楚、讲明白，财政预算又有什么当真不好懂、不可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