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四川省纪委领导传达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新京报》3月10日)

　　学者萧功秦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他认为，当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医生有两种意见，一是必须动大手术，不然就要死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重症悖论”。
　　而当下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实施进程，正是显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但人民网在2008年做了一项调查则显示：90.1%的公众赞成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97%与90.1%的背道而驰，和面对多年严厉反腐却总是严峻依然的腐败局面，就形成了“重症悖论”。于是，是大手术地推行公示制度，还是不动手术，用97%PK掉90.1%，在“时机不成熟”中继续重症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呢？理性地看待，面对长期累积下来的旧债，如何设置一个登记原点、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开始等等都的确是问题。其实中国的专家和公众早已设计出很多对策了，比如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官员率先实行财产公示制度、赦免制度，“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经济上退赃”，设置三年的过渡期，让官员主动纠正并上缴全部灰色收入，这些包含智慧的办法，其实都指向了一条按摩疗法式的渐进、合理的改革路径。
　　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时机还不成熟”，更可能是很多人的“动机还不成熟”，制度制定者的公务员群体既是立法者、执法者，同时又是利益受损者，在这种情况下阻力可想而知，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阻力而放弃了这种重症般问题的破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的“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也正是这种“重症悖论”到了现阶段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