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中国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外汇管理和外汇储备”问题表示“人们对中国存在外汇管制、强制结售汇的印象是不对的”，央行将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不久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将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政策视作一项“特殊的政策”，他说，“这样的政策迟早也有一个退出的问题。”另外，周小川将今年3%的CPI目标看作是“给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一定空间”。
鼓励货币的贬值状态以及提高通胀的空间，是后危机时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界所热衷的。当英国的政府债务较高时，经济学家立即鼓励英镑贬值；石油风光不如从前，俄罗斯被动员卢布贬值；希腊的债务危机，则动员其快速脱离欧元区，重新获得货币主权，然后再实施一场货币大贬值……整个世界甚至进入了一种争夺“外部需求”的战争状态。
中国政府在危机时期调整了过去升值的策略，在2009年将人民币钉在6.82水平，这一做法保护了中国出口商在“争夺外部需求”方面的利益，支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和就业，同时中国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也大幅度刺激了进口，意味着“为中国之外的国家提供了较为旺盛的需求——尤其是大宗资源产品方面”，这宛如一个交换，来减弱对“人民币钉住策略”的指责和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保护。坦率地说，2009年“中国需求”对于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但是，整个世界认为2010年中国不会像2009年那样刺激经济，即使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将继续延续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界还是普遍认为2009年中国的刺激经济的力度是一个“峰值”，接下来，力度将从“顶峰”缓慢下来。所以，外部世界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币值购买力（人民币升值）来提供更多的需求，同时降低中国商品在“争夺世界需求”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重新浮现。各种计算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学术又开始兴奋，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2月25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人民币低估20%-40%。
实际上，在资本项目管制下计算人民币合理汇率水平都是不靠谱的，不能仅仅从经常贸易存在顺差就判断出当前的汇率水平是低估的。就好比一个商店，进口的电动扶梯很宽敞，出口的门很小且需要盘查，商店内不得已人满为患，但一些经济学家却轻率地断定该商店的商品正在打折。其实，只有资本项目管制的解除才能看清楚人民币均衡汇率，因为资本项目账户可以反映中国居民利用不同国家资产价格差异（比如美国房地产比中国更有价值）来进行配置的情境，也许在目前6.82的水平上，经常项目的顺差可以被资本项目的逆差所抵消，于是该汇率水平就是一个自然的、均衡的、合理的水平。而失去资本项目的参考，单凭所谓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用等简单原则捣鼓出来的“人民币低估”程度，都是难以服人的。不过，中国似乎将资本项目管制看作是“永远安全的防火墙”，这一认识上的误区将会通过“逐步的扭曲效用”作用到国内政策上，其最终的风险程度不比放开资本账户管制要小。
因此，尽管中国优化了经常项目的外汇管理，采取了“土耳其路线”，将强制结售汇逐渐变成“层次比例结售汇”、并过渡到全额意愿结售汇。但这一过程的主因和驱动力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博弈：出口商或者外汇指定银行赚取美元之后它有动力迅速换成人民币，他们是“强制结售汇”的爱好者，而央行则使他们必须拿着美元，尽可能地少兑人民币给他们。也就是说，央行现在采取的是“强制不结售汇”，客观效果上却是过去的反面。
而“提高通胀的目标”不仅出现在中国央行表述里，世界其他央行都有类似的说辞。更可怕的是，IMF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发表了所谓“低通胀目标不利于央行调控”的言论，他认为，过去央行都喜欢低通胀，这导致对应的利率水平也比较低，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央行几乎没有多少削减利率的空间，最多削减到零利率，而这非常不过瘾。
这种见解是非常不恰当的。央行需要理解自己的职责不是为了“扩大拯救经济空间、显示重要性”而宁愿造成正常时期的经济震荡和较高的通胀感受。其实，资源价格改革在中性甚至紧缩货币下也可以完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不恰当的“价格闯关”就是建立在“通胀是润滑剂”的见解上的，其实管住货币、放开市场、破除垄断、弱化行政控制下照样可以理顺价格，而这也被中国的经济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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