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政经转型”的障碍性因素

    3月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年度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为8%，CPI控制在3%以内，M2增幅为17%以及新增贷款7.5万亿元，这是一个中性偏积极的目标。温家宝总理同时表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多年以来，两会期间的代表、委员们热情而又积极地行使议政职能，提出很多好的提案、议案，主要围绕涉及公众生活的民生领域或更多微观问题，比如今年大会热点比较突出的改革收入分配、抑制房价等等。而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总结上年工作，提出的新年任务也主要围绕这些热点。
　　应当说，反映民意关注民生是议政者的主要责任，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工作任务。但在转型期间的中国，纷乱复杂的民生问题仅仅是表象，其本质是体制缺陷衍生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如此重要的会议，集思广益提出治本的良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失衡等，具体表现为微观的民生问题与市场扭曲。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努力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政策资源用于应对民生问题，这决定了政策的短期化特征，而没有更多的精力推进体制性改革。
  　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900美元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一般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改革陷阱。中国早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样遭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推进民主政治转型的双重压力，也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根治那些短期的表面的问题，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
　　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至今，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在过去几年，政府工作报告更加重视转型问题，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如今年的报告也提出，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切实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等。
　　这些需要加快的“改革”一直是过去所要推动和实现的，但一直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认为改革首先应有时间表，还要有约束力，即这些改革目标在执行和落实方面需要建立问责制度，才能够“加快”推进改革。如果没有时间表和约束力，自1995年以来的转型改革可能继续踏步，并且给了旧有不合理的制度更多的时间来积累更多的矛盾，恶化改革的条件和环境。
 　经济转型迟迟无法有效的推进，主要因为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激励改革，而且是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国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以GDP增长为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这种激励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行政主导的模式，而从中央到地方对要素的控制以及利益强化了这种模式的不可动摇性。如果不改变这种政治体制，就无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也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因此，我们认为，在关注民生与宏观调控等短期行政行为之外，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深刻的制度性变革，才能化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重续中国奇迹。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强调，“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各项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等等。这些确实正是需要加以改革的既有问题，但是，除了勇于自省之外，没有制度和法律确保决策民主、行政问责等诸如此类的治理诉求，也就无法真正改变。改革必须同时从中国政治体制入手，否则，无法建立新的公开、透明、民主、科学的行政机制，中国需要一些从上到下的变革，以保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继续推进中国的繁荣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