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探求公平发展的大国经济模式
    2010-03-01    作者:周业安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都能维持在8%以上,称得上是个奇迹。当大家都在赞美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多不公平现象?
  让我们来用数据说话。经济学当中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通常采用一个指标叫“基尼系数”,它相当于说一个经济体中的财富在人口中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如果所有的财富归一个人,那么基尼系数等于1;如果所有的财富平均给每个人持有,那么基尼系数等于0。通常,经济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一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比如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但如果基尼系数太高,就表示不公平了。按照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估计,中国2001年时的基尼系数为0.45;2004年该数字上升到0.469。当前的基尼系数至少不会比0.47低。
  6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段时间曾经追求完全平等化,其结果是生产率高的人慢慢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走下坡路,这就是大锅饭的弊端。改革的效率优先原则就是针对这一弊端提出的。但效率优先原则,如果不辅之以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后果就很严重。因为这会带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成本;同时大量低收入家庭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社会缺乏足够的人才;大多数家庭不够富裕,缺乏消费的激励。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景:大量的资源用在了社会协调上;人口虽然多,可高素质人才匮乏;出口下降了,内需跟不上,只能依靠高投资刺激总需求。
  也因为如此,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不公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开始采取措施来加以应对,比如通过各种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通过医改等来降低低收入家庭的支付等等。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围绕收入分配不公平来制定相应的措施,会有效解决现在的不公平问题吗?
  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这种不公平的来源。我把该来源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因政府管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据公开统计数据,现在收入差距大体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200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3倍;二是行业收入差距,2000年是2.6倍,2008年达到4.77倍。如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之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些差距肯定会缩小。我在这里并不强调地区差距,原因在于,人口的区际流动现在的障碍不大,资本的流动更是没多少障碍,因此,随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自动缩小。但城乡和行业的差距,是管制带来的,前者是户口管制,后者是单位身份管制。好在现在一些地区已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所以期望不久的将来城乡差距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缩小。但行业壁垒很难消除。哪些行业收入高?不用统计数字,大家都知道,中字头的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职工收入高。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直接管制这些企业的工资水平,问题是这种管制会有效吗?笔者认为,只有让这些企业的成本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
  第二,因权利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政府管制实际上带来了权利的不平等。农民工进城,原本可以自由择业,但一些城市限定了其就业范围,也就让农民工难以获得挣更多收入的机会。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公平竞争,其背后也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城市居民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权利。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平等性,但实际上不同出身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是很不同的。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以拥有好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拥有好的师资,不仅学习好,还可以学钢琴,练棒球;而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不仅只能面临很一般的学校和师资,而且根本学不起文艺或者体育技能,即便农村父母想投点资,也找不到人教。这种教育不公平,从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自然会反映到以后的收入当中。教育权利是不是真的不公平?同样采用基尼系数,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系数是0.37;而美国是0.13;日本是0.17;俄罗斯是0.14。只有印度比我们高,是0.56。而印度正是一个权利不平等严重的国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他在研究印度、孟加拉等地方的经济时,明确提出,这些地方之所以会发生饥荒,不是粮食不够,也不是生产不行,而是那里的很多人缺乏权利!因此,要解决收入不平等,恐怕首先要解决教育的不平等。现在我们总是拘泥于择校问题,殊不知这仅仅是城市人的烦恼,更多的农村孩子和小城镇的孩子,连基本的学校都没得择。笔者以为,要解决教育权利的不公平问题,必须采取差别工资制度,允许农村和小城镇的学校的教师享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其中。
  第三,因财产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现在收入不平等会导致富裕的家庭积累起大量的资产,比如有钱人家可能购买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而另一端则是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可能买不起一套住房。住房的不平等就是财产不平等的一种。这种不平等看似收入不平等的存量表现,实际上其后果会影响深远。这是因为现在处于财富顶端的家庭,其财富水平会增加得更快,钱越多,越容易赚钱。财富存量的不平等会自动加剧以后的收入不平等,这还是其一。其二,这些家庭的后代拥有巨额财富,也就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发展机会,结果通过代际传承,不平等会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假如不针对这种财产不平等采取相应措施,那么整个社会就可能失衡。即便富裕家庭的财产取之有道,这种严重的财产不平等也会给富人自身带来麻烦,道理很简单,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相当于给他们施加了外在的社会成本。更何况这些财产当中未必取之有道。因此,采取恰当的公共政策,来弱化这种财产不平等实在很急迫了。这些公共政策包括加大财产税征收力度,并把财产税发展成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这样不仅可以弱化财产不平等,还可以改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片面发展房地产的混乱局面;开征遗产税,增加遗产继承成本,同时辅之以捐赠减免税制度,激励富裕家庭向社会捐赠;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干部财产透明化等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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