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市场价格波动,在高价位出售美元国债,是比较理想的解决过高外汇储备的方案。但这只能是暂时的,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已到非得脱胎换骨改造不可的时候,应高举贸易平衡旗帜,把追求贸易平衡作为首要目标,彻底抛弃重商主义贸易观,尽可能地减少外贸顺差,从而间接减少国际货币市场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于北京时间2月16日晚间发布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其中显示2009年12月中国减持美国国债金额高达342亿美元。 海外观察家们对这一现象有全方位的解读。有的认为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中国正在以经济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磕磕绊绊,中国不必使用这种手段公开叫板,此次减持美国国债,只是一种商业策略行为。 自2008年9月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海外持有国之后,中国曾多次购买或者出售美国国债,但是,作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海外持有国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此次出售美国国债占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4%,显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 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经济尚未起死回生,奥巴马政府为了拯救经济,编制了庞大的赤字财政预算。为了执行预算,美国必然会增加发行美元货币,而美元的贬值必然会给债权国带来严重损害。所以,为了规避风险,在适当的时机出售美国国债,是十分自然的投资行为。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希腊等一些欧洲国家出现财政危机,欧元区内的主权债务风险加大,不少投资者纷纷购买美元,从而使美元价格上涨。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售美元国债,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它不仅可以规避长期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短期交易,获得更多商业利益。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债权人,就是因为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一直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出口产品换取美元货币,只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保值增值。但是,庞大的美国国债储备,给中国带来了潜在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因此,在适当的时机出售美国国债,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 但必须看到,目前我国仍然持有美国国债7554亿美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有关。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相当一部分属于外资企业,如果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一方面允许经常项目下外汇自由兑换,另一方面则对资本项目进行合理的管制,要求企业必须将所得外汇存入国家银行,以此来换回经营所需的人民币。在这种特殊的货币管制体系内,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很快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为了实现美元外汇的保值增值,中国政府成立了主权投资基金,在海外寻找投资项目。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投资经验,在初期投资中损失惨重。为了稳妥起见,中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国债。 现在看来,这样的投资行为并没有达到双赢的效果。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千方百计地逼迫人民币升值,从而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而中国购买大量美国国债,非但没有减少商业风险,反而增加了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市场价格波动,在高价位出售美元国债,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只能是暂时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数额庞大,如果短期内大量抛售美元国债,很可能会导致美元价格急剧下跌,中国的主权基金损失惨重,如果细水长流,缓慢地出售美元国债,那么,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积累更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会源源不断地换回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还会不断增加。 所以,在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同时,应当着手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步降低外贸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把生产型经济逐步变成消费型经济,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笔者认为,此次调整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出售美元货币,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决策者应当充分意识到,中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已到非得脱胎换骨改造不可的时候,应当允许外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兑换外汇,这样就可以把国家主权风险,变成外贸企业的风险,快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防止由于美元大幅度贬值,给国家带来经济灾难。更重要的是,决策者应把追求贸易平衡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彻底抛弃重商主义的贸易观念,尽可能地减少外贸顺差,从而间接减少国际货币市场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现在国际贸易被人为地切割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代表的传统货物贸易;一个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贸易。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许多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自己的主导权,在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翻云覆雨,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传统货物贸易赚取的利润掠夺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改变现有的贸易结构,修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不过,在规则没有改变之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尽量避开金融服务贸易的陷阱,防止由于过分涉足金融服务贸易,而丧失自己的商业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应高举贸易平衡的旗帜,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改变外汇管理体制,实现藏富于民。与此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清理国内市场各种障碍,为出口企业转型提供便利条件。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