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下半年以来，央企地王成了最受关注的新闻焦点，以至于国资委不得不明令央企不能当地王。但这样的命令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太大效力，更多地类似于“道义劝告”。不出所料，中海地产于2010年1月26日斥资59.7亿成为北京新年新地王。据统计，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辅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80多家。
　　另据报道，几家最大的中资银行已经开始暂停发放新贷款，原因是1月份贷款增速大超监管部门预期。与中资银行贷款激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银行的谨慎。以上海市为例，2009年全市新增人民币贷款4813.9亿元，其中中资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4974.8亿元，也就是说外资银行反倒出现了贷款收缩。
　　以上两则看似不大相关的新闻，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隐忧：央企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表面上看，央企争当地王是因为它们实力雄厚。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由于代理链过长，作为央企最终所有人的全民难以有效监督和约束央企管理层行为，管理层难免有冲动拿着全民的钱去玩。由于央企管理层的“准官员化”，其报酬和职业晋升与经营业绩相关性并不是很直接，这导致他们对成本的“钝感力”，备受公众指责的央企平均薪酬偏高即源于此。根据公司治理理论中的“自由流量假说”，由于分红会导致管理层可支配资源的下降，管理层总是期望把净利润用于再投资而不是分红。由于垄断优势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加上管理层把利润赶快用出去的冲动，央企屡成地王就不足为奇了。
　　中资银行信贷的飙进让我们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不良资产问题。在当时银行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不分的情况下，银行管理层有时迫于政治压力发放贷款，有时则为“寻租”而违规发放贷款。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可以把所有坏账问题都赖在政府身上，最终导致了高达30%左右的不良资产率。
　　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提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却未料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几近10万亿的天量，情急之下“限贷令”这样的行政性措施再现江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挫折。银行之所以释出天量贷款，显然是绑架了经济刺激计划。有了政治的令箭，被压抑已久的为“寻租型”放贷的魔鬼也难免会趁火打劫。中外资银行迥然不同的反应，也正折射出了中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不健全。
　　体制的问题需要寻求体制层面的解决之道，靠临时性的行政规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最终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
　　目前央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期。前期的国企改革是在压力下推动的，大面积的亏损、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使得国企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如今，央企利润丰厚、高枕无忧，改革动力自然丧失。
　　更深层次的央企改革需要观念上的大胆突破。首先，在央企管理层的考核和任免上，组织部门和国资委要敢于放权给董事会，让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真正运转起来，而这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其次，国企应继续战略性收缩，退出竞争性领域。央企做大做强，从局部看是全民资产的提升，但从全局看却可能损害竞争效率，甚至导致垄断和全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再次，我们要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从央企强势转向“藏富于民”，只有老百姓收入提高了，经济增长才能真正进入居民消费需求引领的时代。就此而言，政府应减持国有股份并将所得投资于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逐步消除挡住居民消费的三大负担。
　　希望央企地王和银行信贷失控能成为下一轮央企改革的推动力。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