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关联。当美国银行监管似乎要回归20世纪30年代的分业模式之时，当年的固定汇率体系也会重现吗？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出台的银行业“大修”草案，其核心思想来自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沃尔克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中央银行家，从很早起，他就一直在警告人们，那个“光鲜的金融新体系”存在种种问题。
　　沃尔克也是批评汇率波动性危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方面缅怀昔日那种较为简单、低风险的银行体系，另一方面试图重建一种带有旧时代痕迹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
　　1月21日，奥巴马以极富戏剧性和战斗姿态的方式宣布了改革草案，在此之前，关于是否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式的银行监管制度，已有大量讨论。该草案主张的是所谓“沃尔克法则”：禁止自营交易，不让银行“拥有、投资或资助”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可谓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升级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1933年在美国通过，旨在令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
　　20世纪30年代时，许多国家都想要限制银行业活动。虽然在19世纪早期就建立起第一个全能银行，比利时当时也勒令投行和商行业务分开。意大利的银行则不许持有工业企业证券。
　　当年主张分业经营的理由与今日不同，不是要拆分某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而是要防止银行蒙骗客户。当时的投行经常搞的一个勾当是，把自己承销的（尤其是外国企业和政府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卖给自己的零售客户，从而转嫁风险，并赚取高额佣金。
　　跟现在一样的是，当时也有许多人要求惩处涉嫌舞弊的银行和银行家。但人们同时也要求银行配置更多资金于国内投资和产业领域。当年的银行改革的确惩处了不少银行家，但在促进银行放贷方面却乏善可陈。
　　今日讨论的焦点主要不是银行给客户造成的危险，而是给纳税人造成的风险。为自营交易辩护者，不说它能给银行带来巨额利润（这一块利润的确丰厚），而说它有做市功能，能够为那些罕有人交易的金融工具提供流动性。据说，银行建立起来的市场实际上是它们的内测市场，主要功能是方便银行及其客户对某些金融工具进行定价——没有市场交易，这种定价通常是不可能的。而由此得来的巨额利润则被说成是提供一种公共服务所应得的回报。
　　大银行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光靠小银行是无法做市的。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大市场也是主要玩家，它们或者通过支行间的操作，或是以一种坚实的货币为基础，积累起巨大的外汇头寸。
　　如果说现代的银行规模太大太危险，是因为它们太脆弱；要把它们改造得更安全，最直接的一个办法是提高法定资本金。历史上的讨论多数是遵循这个思路。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最直接的办法会削弱银行的放贷。在经济下行期，这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结果。
　　走出这个两难困境的新思路是，立法规定哪些种类的业务应被剔除。这个思路希望重新界定金融活动的重点，修剪枝蔓，从而促进核心领域的放贷。
　　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银行管制的加强，资本流管制日益趋紧，最终迎来了固定汇率。有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奥地利人哥特弗里德·哈勃勒（Gottfried　Haberler）曾经构想了一套替代方案：由大金融机构和浮动汇率促成持续的资本流动，但是政治上的响应者寥寥。
　　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创立了战后世界金融构架，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演讲上呼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银行体系，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信贷：“其效果将是……只把高利贷者逐出国际金融的圣殿。”
　　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汇率制度崩溃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浮动汇率体系能带来更高的稳定性。尽管我们直到最近才明白，金融巨无霸也会导致金融动荡，但是长期以来，外汇市场的特点就是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这些市场需要大银行充当稳定器和交易对家。一旦大银行不再能够扮演这一角色，被迫收缩规模，市场波动的概率就会上升。
　　本轮危机如果持续下去，就可能导致更多外汇危机，因为各国政府的信用跟它们国家银行的风险敞口紧密相关。1992年，当危机冲击欧洲货币体系之际，法国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Michel　Sapin）跟议会说法国大革命怎么用断头台对付投机客。
　　我们是否能够回到1944年，吸取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教训，再一次确立固定汇率？那也许同一切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背道而驰，但如果我们回顾金融解决方案的历史，它也并非不可考虑。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欧洲大学研究所（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Project　Syndicat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