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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8 作者:社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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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两会”纷传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本报昨天刊出的一篇报道。从报道中可知，江苏、北京、浙江、重庆及广州等地，有的已经上调，有的正在酝酿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各地近来频频传出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在新的一年开启之时，各地政府借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释放出了提升工人收入的政策信号。不过，此事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也释放出了经济意义上的信号。
犹记得，在2008年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应对政策，其中为了缓解企业压力，暂缓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向上调整。纵向来看，这是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在经历了数年的提升之后首次遭遇“暂缓”指令。此举的意思很明显：保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微观企业的发展，而在经济困难的阶段中，企业与员工一起“过冬”，携手闯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短短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保八”目标顺利完成，通过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明显回暖；其次是国人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大增，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变得更冷静而理性。在危机当中，信心比黄金和货币珍贵，在后危机时代，信心同样比黄金和货币珍贵。
宏观经济的回暖，体现在微观层面，信号也是十分明显。1月26日的《广州日报》一篇报道题为《1月订单已够全年开工》，清晰地描绘出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形势大为好转的景象。该报记者在走访珠三角外贸重镇，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兴产业订单增长迅猛，新兴市场订单突增，有些企业1个月订单已够全年开工。同时，招工紧张问题也凸现出来。
珠三角的情形，是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的一个缩影。而经济形势的上行，推动了各地针对企业最低工资标准采取上调举措。某种意义上，一些地区招工出现紧张问题，则成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直接推动力。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无论地方政府主动提升，还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被推动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其用意都是清晰无疑的。正如本报所报道的，即使政府不主动上调，实际工资水平也已经提高。上调之举，则是给企业在工人薪酬问题上以制度化的约束。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人收入，将对政府推动的扩大内需战略起到直接而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兜底的行为，是政府对劳动力价格进行管制的一个结果。有些时候，这种人为管制可能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是，出于对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的追求，作为次优选择，各国政府大多实施这一制度，以保障收入低微或不稳定的工人最基本的生活，维护社会安定。
还应看到，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总体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报告认为，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最低工资标准不变，看似有利于企业，但是这不利消费市场的扩大，进而观之，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之所以说在各地“两会”召开之际，纷传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是巧合，正是因为政府的诉求与经济规律的作用，都指向了中低收入劳工分享中国经济复苏、发展的果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若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增加劳动性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性收入，也是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之一。
其实，近年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在经历了许多次的理论争执之后，很多人意识到，无论从维护劳工权益角度出发，还是从扩大内需战略的诉求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个政策手段，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在技术层面较为复杂。因此，各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当尊重地方的实情，调多调少，决不该是“一刀切”的事情。
有观察者指出，脱离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来谈是否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实是个伪命题。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看法。理由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低工资标准往往跟中小企业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从政府的角度讲，尽量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也是促使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最终产生实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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