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一年多来可以用过于宽松来定义的宏观政策需要进入退出周期。鉴于中国经济周期领先西方主要经济体，政策退出也就应该走在前面

　　周四出炉的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差不多可以用“虎虎生威”来形容。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活动仍动力十足。但数据同时暗示虎年或也蕴含着令人不安的躁动。未来的一个任务是要避免经济之虎过于激动，有时也需要它安静一下。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中国经济出现了标准的V形反转，全年增长8.7％，增速只比2008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物价走势也先降后升，一度弥漫的通货紧缩氛围一扫而光。曾几何时，“保8”还被国内外很多人士看作难以达成的目标。中国经济率先迎来后危机时代表明，所谓外向型增长模式并非不可撼动。2009全年出口下降16％，也就是说，在西方消费出现明显回暖之前，中国经济实现了强劲反弹。不容置疑，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脱钩”假说。事实上，既然中国经济在赶日超美，那必然就不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因此笔者以为，中国经济有望在2010年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达到9.5%。
　　宏观基本面的快速好转，验证了中国只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影响这样一个判断。就实体经济而言，只有出口受外需疲软影响而出现了明显下滑。中国的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系统只遭受了信心层面上的冲击。这一事实也使得一揽子刺激计划能够迅速发挥作用。中国政策的有效性在危机中受到了极大关注。这当然得益于我们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未受危机冲击发生动摇，是重要原因。深处危机漩涡中的西方经济体，也出台了类似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从这个角度看，国内的政策面不应过于看重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因为中国本身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且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危机的不利影响已基本消除。相反，一边倒的宽松政策已显露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2009年全年宏观指标较为理想，但月度和环比数据发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信号。
　　2009年12月份的CPI和PPI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从绝对值上看，物价涨幅仍处在2％的安全线以下，但上涨速度超过了此前市场预期。2009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尽管有上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但这一增长率显然已达到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这意味着经济运行有向过热区间运行的风险。此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这也是主要经济体未有的现象。此外，部分行业出现相当规模的过剩产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剩的产能主要不是经济下滑造成既有产能的开工不足，而是在这一轮大规模投资计划实施中最新形成的。
　　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这样的政策导向不利于资源向有竞争力的领域配置，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必要的。经济运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一年多来可以用过于宽松来定义的宏观政策需要进入退出周期。鉴于中国经济周期领先西方主要经济体，政策退出也就应该走在前面。实际上，不少国家早已陆续展开政策退出了。
　　未来一段时间里，可以预计，还会出台一些收紧性政策，预计政策退出策略将具有提前、渐进式特征。政策面甚至在2009年8月就提出了货币政策要进行动态优化的主张，当然直到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真正体现到政策上。目前中国正在从四个方面退出宽松政策：一是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信贷增速尤其是一季度的信贷增速；二是抑制房地产领域的过热和过度投机；三是增加股市扩容，控制股市膨胀；四是加强与公众沟通，管理好通胀预期。
　　这些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应该是政策面取得共识的结果；同时也不能认为这些紧缩是一次性的，而应该认识到这是紧缩的开始。
　　中国经济已早于预期开始收紧，这在短期内会对市场带来显著影响，通常政策出现拐点时其效应总会被放大；但就长期而言，温和而持续的政策调整，有助于维持经济在更好的区间里运行。
　　宽松政策的退出也是有选择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逐步走向中性，而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则会保持扩张态势。这个政策组合有助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化和通胀形势过快恶化。2010年的投资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甚至有增无减。
　　从内外平衡的角度，2009年的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平衡了，外需下降的同时，内需强劲增长，但消费仍处于支配性地位。2009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超过16％，是历史较高水平，但相比30％的固定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仍处于相对劣势。此外，从投资主体看，中央项目增加较快，但地方政府充当了排头兵，地方项目投资增长达32％。相比之下，民间投资增速较慢。
　　从2009年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制约消费增加的一些因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加仍相对缓慢。消费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收入增加的缓慢；其次，我们还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这意味着城乡差距还在扩大，这也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结构调整方面，中央陆续出台的区域经济平衡方案，将带动更多地区的资源参与到经济增长机制中，这些区域振兴计划的覆盖面之大是空前的。此外，收入分配政策也将有所动作，但这个力度将不是很大。具有财产税性质的物业税征收还有待时日，而政府正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还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相比之下，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开更值得期待，这将释放出较为可观的有效需求。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二十年中，户籍放开面将扩大至绝大多数城市，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与城市化率同步上升。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