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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18 作者:郑渝川 来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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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各级各地存在大量的招商、纳税、政府扶持的土政策，鼓励央企介入、欢迎外资准入，唯独只有民资成了“没娘的孩子”，被处处限制甚至被当成某些地方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利用工具”，一旦时过境迁，马上就以产业调整等各种宏大的名义打击之。山西煤炭领域“国进民退”即是一例。而此前媒体报道，河南省新密市突然下令关闭当地所有的石料加工企业，不予任何补偿，不设定正当正常的谈判、退出、补偿机制，用几近没收的方式驱赶合法的企业、投资商。这样的例子很多，方方面面的主事官员毫无尊重投资协定、地租房租契约以及民企产权的意识。由此一来，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只能越来越短浅，追求短平快获得投资、经营回报的项目，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堪称经济领域的“逼良为娼”。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所控制的行业领域，确实严格对民间资本、个人创业者设限，但问题是相关的央企、地方国企无不借着上市等国际化名头，半卖半送地将股份和红利赠予外资。事实上，在这些行业领域，形成了国企会同外企垄断的局面，需要强调国有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时，强调前者是“主力”；需要宣扬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时，就摆出后者参股、顾问、协作等各种身份。唯独民间资本以及各种规模的民企、创业者，非但享受不到这些牌照、体制垄断领域的红利，反而会因垄断领域处于产业链、资源的上游，被动地付出相比国外同行更多的成本费用。这可谓是中国营商环境中除了较高税赋之外，又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
这就是说，无论是动态化的民间资本，还是以实业姿态出现的民营企业、个人创业项目，其偏重于投资还是投机，在当今的国内环境内，归根结底是政策因素决定的，是现任、后任的各级各地官员选择的结果。如果“国进民退”进一步加剧，民资民企仍然无法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分一杯羹甚至无法保住现有的经营成果，那么必然出现郎咸平多次“危言耸听”的后果，价值投资者全部炒短线，企业家全部卖掉实业，去炒楼、炒股、做期货，或者将“战线”搬出国境。
我们现在讨论浙商资本四处投机的现象，很容易基于对资本方在劳资关系、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不负责任，而生出厌恶之情；许多人甚至对山西等地“国进民退”叫好，认为大型国企对煤炭等领域的强力介入将有助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问题的解决。如前所述，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内，民资、民企的日子越难过，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创业难度上升，产业内部进步动力会消退，市场或产品主导者会更有兴趣保持现有收费标准和技术水准，从动态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民众作为消费者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在下降。非但如此，随着市场竞争水平的降低，民众作为劳动者、公共舆论发出者的地位也会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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