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和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六部门相关领导，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价持续上涨，部分城市投资投机性购房大幅上升，进一步推动了房价过快上涨。齐骥表示，将借助五大措施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事实上，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而高房价和垄断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拦路虎。首先，一些城市的高房价对城市化形成了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严重脱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因此受到了一定阻碍。
　　如果说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提升空间是中国房价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可是面临如此高的房价，农民工又如何真正进得了城？这成为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
　　如果再来看看更为宏观的层面，中国的转型着力点将是不言而喻的。环顾世界，未来五十年，最有可能成为伟大国家的无疑只有中国和美国。在未来要形成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应该扮演的是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因为它属于领导型经济，具有“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天然制度活力，它应该为全球经济的下一个长周期设计驱动机。而中国扮演的是需求角色，中国经济通过其转型和重构，将释放出巨大需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净资源”。
　　这次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是，这个“净需求”的角色看样子不能由美国来承担，美国承担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经济逐步背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走向通过美元本位制不分畛域地利用世界的剩余资金，无限期、无约束地负债运转。过去十余年全球经济模式就是：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净需求，其他国家围绕这一净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模式被认为是这次危机根源。
　　未来的世界，中国需要承担起需求这个责任。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在需求潜能，那就是城市化。2007年底中国城市人口5.9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 根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金门槛的国家其当时的平均城市化率55%的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如果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人民币）增长至20万亿，2008年中国的出口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的消费增长的潜能也足以能够抵消掉，并支持中国长期高速增长轨道。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需求潜能吧，5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金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000美金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实现经济消费需求转型的逻辑就在于此。但是，摆在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的拦路虎：一是垄断，一是高房价。
　　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如第三产业里的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而“一产”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三产”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 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入第二产业。而从微观机制上讲，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如此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此方能大幅地推进。当下的垄断利益已经妨碍了城市化（需求）。这需要转型时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