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在2010年面临三大挑战：由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而可能引发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贸易保护、收入差距过大。笔者以为，中国2010年出现4%以上实体通胀的可能性极低；贸易保护的交锋肯定会层出不穷，但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绝不会逆转自由贸易的大方向。故而对于通胀和贸易保护风潮的担心，显然过虑。而中国分配矛盾的严峻性，才是2010年中国面临的真正威胁。
　　30多年来，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
　　现在大家都知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常识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也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而用于储蓄的比例逐渐提高。储蓄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就造成产品的过剩和失业。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越多，经济发展就会越慢。所以，不但社会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线的，经济增长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线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收入悬殊的危害更大。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
　　第一，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9亿农民的收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长后，迄今一直徘徊不前，虽然有数千万农民工进了城，找到了“第二职业”，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而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提高农民收入，仅靠市场机制完全不够。胡锦涛总书记新年伊始考察河北农村时，就特别强调，一定要解决“农民收入徘徊的局面”。笔者以为，除了继续提高农产品(000061,股吧)收购价格、清理各种对农民的收费和乱收费外，放开农民进城条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说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最扎实的基础之一。
　　第二，提高劳动者收入，也就是工资性收入，这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30年来，中国的出口增加，顺差的急剧累积，“低工资”的农民工，功不可没，这也可以昭示出整个社会工资的低水平状态。但低工资优势，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失去，这也正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现实。且不说对低工资的依赖，还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创新。
　　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差距过大的痼疾，应该根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应通过协商，建立起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机制，将企业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更为适合地分割，尤其值得特别提倡和鼓励。
　　第三，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当前，垄断部门和国有大企业职工的高收入，被人们诟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垄断地位和垄断，这些资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应由全民共享，这也是国有经济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为例，庞大的利润，由企业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资，如做“地王”，或者用于本企业职工的福利。国企利润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的状况，希望在2010年有所改变。央企的红利，应该尽数到账。央企的收支，应纳入专门预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显著高于同级公务员，因为央企高管并非严格意义的企业家，而仍旧是官员。
　　第四，调整国家和居民收入的分配关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北京、上海等地区，2000元显然不够。对于部分人群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应有专门的税收调节。刚刚公布的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收资本利得税，便是良好开端，希望有更多类似举措跟进。比如对于个人炒卖房产的税负，就有必要成倍加重。二是减少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这是公平的制度基础，也是增加消费的前提。最近，有个规定出台，人们可能有些忽略，就是各级预算将在三年内完全公开，以及部门预算完全公开，这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政策。预算支出不尽合理，根本原因是预算不透明，不公开，人们无从监督。希望2010年这些环节能有突破性进展，而且越细致越好，让贪腐和浪费无处可逃。此外，让民营企业和个人获得平等的金融权利，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公平手段。
　　有人可能对公平分配的政策调整有担心，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调整，即便有些代价，也是我们理应承受，且必须承受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