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基调——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夯实三农、深化体改、稳定出口、保障民生。核心是稳增长，调结构。

　　“稳增长”无需要担心

　　“稳增长”需要担心8%吗？完全没有必要。中央政府从4万亿刺激计划中找到了信心。实际上这是屡试不爽的一招，例如在上一次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其实也是美国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精髓和日本1990年代开始的反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时的常用套路。尽管观察者们会指摘和质疑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但非常时刻，非常举措。正是这个量级项目的支持，中国真正挺住了经济危机正面冲击的第一波，赢得关键且宝贵的信心以及调整的时间和空间。2009的V型反转让决策层信心坚定，增长全无悬念。
　　但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新故事和新征途，才刚刚开场。2010年中国经济由非常（艰难）时期进入转折时期——对内，面临即将关闭的人口红利窗口（如果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大致在2015至2020年），届时恐怕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人就会未富先老，使得经济进入一个低水平均衡和中等收入陷阱。对外，则面临日益缩小的全球化红利窗口，贸易摩擦、汇率升值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的销售市场和利润空间，外向型经济的成长空间受到制约。

　　调结构仍旧困难重重

　　突出重围的方法是唯一的——结构调整。调结构仍旧困难重重，这是个每次必谈，还得再谈的老话题。调个结构咋就这么难呢！因为生成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原因是路径依赖的，它的核心实际上是被张五常称为所谓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县竞争制度——GDP锦标赛。中国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在财政分权，行政集权的现行体制下，几乎每个县都制定有自己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都在招商引资，都想上产能（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都在搞基建争项目，要融资获取资金（不管是卖地、从银行借还是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渠道），正是这种力图造福一方和获得行政序列上升奖励的比赛所激发出来的各级各地行政主体的热情，加上普罗大众实现求富愿望的干劲，成就了中国这30年让人瞠目结舌的快速增长。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还分在不发达国家组的选手，30年跌跌撞撞一路狂奔，居然跑出了个全球团体总冠军。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GDP锦标赛制度，也产生它的各种副产品——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盲目追求城市形象，基本建设战线拉长，土地财政依赖性过大，政府人员、机构冗余，税负全球第二，地方财政风险上升——中国目前经济中各种弊病都由此而来。众所周知，由于存在合成谬误，个体最优未必全局最优，中央和地方始终存在着政策博弈，每当中央着手尝试去解决这些困扰已久的问题时，棘轮效应每每显现——扩张简单，总量压缩和结构调整费劲。有时中央被迫动用行政手段，例如铁本事件；或者国进民退，例如山西小煤窑，费时费力，收效甚微。

　　优化制度扬长避短

　　怎么办呢？是不是放弃以GDP考核的这套县竞争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制度来实现扬长避短，为了继续保持这个制度的优点——鼓励地方上的发展干劲，同时去掉由于“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带来的盲目性和控制整体风险，操作上无非两条线索：
　　一是减少竞争主体总量，减少GDP锦标赛的参与选手数目。例如目前在浙江、安徽等18个省试点的省直管县模式，就是通过减少行政层次，力图推动财政和行政上的双直管。最近一年，中央政府一直在批复都市圈或者重点建设区域的整体规划，使得中国经济布局的三纵两横呼之欲出，沿海线——京广线——兰渝成昆线——长江黄金水道——陇海北疆线，在这些线上布局的40至50个超级城市和都市圈将成为未来参与竞争的主要选手。当新一轮重点建设和城市化集聚在数目有限的超级都市圈及其周边卫星城镇系统时，抓大放小就会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指导能力，也更容易实现政令畅通。
　　另一方面，在这些新的（超级）城市实施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会使得行政层次扁平化，极大的提升行政效能。而且如果进一步的投资都限制在这些有限的重点建设区域，投资密度和强度的提高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虹吸效应就会全面显现，辅助于放开户籍、提供廉租房等城乡统筹政策，人口和产业自然就会开始聚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到渠成，从而有可能真正实现在聚集中走向平衡增长。再辅助于改变竞争主体行为模式的考核机制，例如在现有考核指标体系下增加考核民生方面和考核同环保节能潮流相适应的减排指标。这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潮流又可以敦促决策主体统筹考虑，使得产业结构和城市布局更趋合理。

　　调结构考验决策者智慧

　　政策看点——在操作层面，完成结构调整目标，依旧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他们必须灵活穿插着同时运用市场和行政两套手段去完成任务目标，例如在实体经济方面，考验规划官员的统筹能力，投资官员的项目甄选能力，商务官员的政策引导能力；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则要求央行官员做得更好，超越简单总量政策（基调宽松），精确打击热钱和平息经济中的过度流动性和投机性；超越仅仅关注主要反映食品价格导向和产能过剩结果的CPI，而关注用美元衡量（被迫缓慢升值）的核心资产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
　　更大的视野——结构调整实际上意味着同自己的过去和解，是在历史并没有被终结后的一种全新的尝试。这种努力并不是简单重复这个古老国家曾经经历的辉煌和苦难，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消费主义的耗尽整个世界资源满足一部分人的私利，它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和更重要的使命，它是集约的、可持续、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的，这种尝试理应具有普世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个转折时期的努力是在开创人类历史。我们清醒，我们乐观，我们努力。

（作者系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