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V”形反转，增长率将在8％以上，2010年将会延续2009年的强劲复苏势头，增长率可能会接近10％，有这样的好趋势，主要是得益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政府及时、果断地出台了主要以扩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的措施，2009年全年的投资增长率可能高达34％，比2003～2008年高出3个百分点，由投资增长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全年应在80％左右。第二，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自2009年三季度开始走出次债危机阴影，贸易需求有所增长，给中国沿海地区注入了经济活力，这是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加迅速的主要因素。
　　然而必须看到，这两个导致中国经济能走出低谷的因素，在2011年以后都会出现反转，因此2011年以后可能难以保住持续较高的增长步伐。

　　警惕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从国际看，美国2009年三季度能走出低谷，明年仍可保持复苏势头，主要原因是美国采取了两大关键性政策。一是允许美国的金融机构改变会计规则，可以不按现值而按原始投入值做会计报表，从而把庞大的有毒资产掩盖起来；二是允许金融机构把有毒资产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这样的做法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把矛盾向后移，所以到两年后即到2011年，次债危机就会卷土重来。
　　从国内看，投资的增加就是产能的增加，所以自2009～2011年之间的投资高增长，必然会带来2011年以后的产能再次集中释放。2003年以来，庞大的国内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长，其需求方向很明确，就是为国内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以及被新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巨大需求服务，但这次投资的巨大增长是应对危机的短期措施，在出口受阻、消费增长不明朗的前提下，投资的巨大增长就很盲目。由于在2011年以后缺乏明确的需求出口，就隐藏下了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多次说过，如果国内的生产过剩导致内需紧缩，又正赶上美元资产泡沫破裂导致外需紧缩，就会发生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会由于内外部危机的叠加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压抑。现在看来，2010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没有问题，但是若次债危机是在2011年再度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而中国自2009年大投资所形成的第二轮产能释放也是在2011～2013年间，则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扩大投资保增长与控制产能防过剩之间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诸多控制产能的行动，一方面在刺激消费方面下工夫。不过，笔者认为，这些做法最终可能被实践证明收效甚微，因为过剩的源头是在分配环节，储蓄与消费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现存的分配机制总是倾向于压低消费而增加储蓄，所以不触动分配环节而压制产能，没有触及到最根本问题，怎么做结果也不会理想。
　　消费也是如此，绕过改善分配机制而增加广大居民收入这个关键环节来刺激消费，所能刺激出的消费只能是使居民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费高峰必然会与今后的消费低谷相连接，从中长期看是不可能从实质上提高消费率的。
　　笔者认为，如果抑制产能和刺激消费等措施不能对冲两年后即将再度出现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在“十二五”前期开始下滑。

　　新的增长动力在于城市化

　　如果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城市化。发展经济学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率，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剧烈的结构转变。而在当代中国，一个最大的结构转化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城市化。世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3000美元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而中国到目前按真实的城市人口计算，可能只有1/3。所以，当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2008年已经达到人均33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这个中国人口主体的年收入水平只有691美元。由于人口主体的收入水平太低，中国的庞大产出能力就无法为国内需求所容纳，生产过剩就是必然结果。
　　从这个分析也可以看出，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仅可以从体制入手，也可以从发展战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会震动也更小。
　　笔者曾经有一个测算，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能使城市人口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将可增加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和10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消费。如果到2030年，中国再增加3亿城市人口，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亿，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则中国9％以上的增长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国经济会发生明显减速，那么2010年就将是关键性的一年，只要能尽快转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轨道，不管世界经济出现如何恶性波动，中国经济都将可以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