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温州商人有点“冷”——迪拜楼市被套资金30多亿元，省外煤矿投资损失150亿元。“倒霉”与“倒煤”成为最近从迪拜与省外返乡温州商人的口头语。寒冬之下，温州商人开始反思“草根经济”。（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不少网友留言中充斥着幸灾乐祸声。显然，温州商人的名声在公众中间并不理想，社会上流传的除了他们的暴富神话，似乎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炒”字。在很多人看来，温州商人应该为现在的高房价负责；还有很多人认为，属于国家的煤炭资源，凭什么让温州人发财？
　　确实，温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为吸引眼球的被“妖魔化”对象，是因为他们一直行走在市场与政策的模糊地带。但我坚决不能认同的一种批判逻辑是：温州商人的最大优点反而是其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温州商人敢闯敢为、市场眼光精准以及同乡抱团精神，让他们成为这个崇尚财富年代的佼佼者——这绝不应该成为公众仇视和批判他们的理由。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贡献更大。如此言之，其实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间接受益于温州商人。至少，温州商人这条“鲶鱼”，对于市场经济的局部繁荣和市场规则的逐步完善，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效用。尽管他们的财富也许还上不了富豪排行榜，但他们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获得利润的机会，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
　　“草根经济”是生长企业家精神的一片沃土，但是企业家精神从来都不是“仇富”能够仇出来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必须出自一个对私人合法财产高度尊重、保护的健康财富文化和优秀创富环境。温州商人或许需要反思资本的出路：如何不过分地追求高额回报，做到理性输出与可持续发展？只不过，温州商人与资本要反思，政府和公众同样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