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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2 作者:井水明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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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17日宣布，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当选为该杂志2009年度人物，“中国工人”获亚军。《时代》称，中国经济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因此，“中国工人”成了这几天舆论关注的热点。
中国工人是“保八”的最大功臣。《时代》杂志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定性，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保八”目标，是因为中国工人功不可没。这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既然中国工人是中国经济在抗击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头等功臣，那么，拿什么来回报“保八”的最大功臣，需要全社会来共同思考。
说中国工人，我们就不得不说为城市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民工。先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一个理论——当一个人能够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
“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也不肯干事了。
从这一理论的角度，来正视中国工人、特别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的“个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之比，就不难发现，他们干着城市里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工资收入、生活待遇及精神享受都无法与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成正比。近年来，企业中频繁出现“民工荒”，许多农民工离开城市、离开企业，返回家乡创业，正是他们的“个人回报率”没有得到企业红利回馈，延伸到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率”。社会既没有在经济地位上给予他们足够的收益，也没有在政治地位上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更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帮助他们实现新的生活定位。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社会现实，逼着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应有的收益，不惜采用极端方式来讨薪。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农民工正实现着世代交替，现在的农民工主力已是“80后”“90后”，这些农民工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远远不及“60后”“70后”农民工，对薪水和工作环境的要求却非常高。虽然“80后”“90后”初次进厂打工的年龄，与“60后”“70后”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的年龄相当，但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80后”“90后”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见识更广，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更高，相应的，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对政府责任的诉求也更高。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对企业、对政府更多的诉求，正是对他们父辈当年所忍受痛苦的纠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诉求会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这就是在公共治理所提供制度的激励之下，企业应该善待工人——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有前景的职业能力塑造等。
《时代》杂志站在一个外国媒体的角度提醒国人，把工人创造的红利切实地回报给他们，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我们在面对农民工这个为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性人群时，任何只图索取不知回报的做法，必然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无法回避的隐扰。
由此可见，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性规定，一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二是帮助他们在城市定居提供低廉的住房；三是将赋予城市居民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赋予他们；四是保证他们养老、医保、伤保、孩子入学等福利待遇应保尽保、应享尽享。并且需要设计出灵活的制度，让这些政策可以跟随工人的迁移而移动，实现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相应的回报，使他们的“个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成正比，从而调动和激发他们投身国家建设多作贡献的积极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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