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6日-20日，就在哥本哈根谈判针锋相对、几近崩盘的时候，牛津大学举办了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会议，会议学者来自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等。众多学者的观点透露一个共同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传统的气候变化谈判阵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哥本哈根进程中，我们已经很难掌控众多分歧，实现有效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在延长将近一天后落幕，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斡旋的一个政协协议《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获得大会以附注(take note of)方式通过。尽管美、中、欧、印、日等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意了这项政治协议，但部分拉美、非洲和小岛屿国家对哥本哈根协议作了消极的反对。这说明哥本哈根大会在基本政治共识方面也未能取得全球一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日趋碎片化，传统大国主导，或者传统的南北阵营分野的局面都不能解释哥本哈根谈判的破裂原因了。
　　从气候变化1990年开始谈判以来将近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一个集团至少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就是从经济方面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贫富的悬殊已经越来越大了。第二个就是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来说，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排放是非常多的，47个小岛屿国家和部分的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也对发展中大国快速增长的碳排放对他们生存的影响颇有微词。
　　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代表的伞形联盟和欧盟在气候变化的认识、应对的方法、国际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要求等诸方面立场逐渐靠拢，在减排方法上都特别注重技术和总量—排放权交易体系，在意图方面都特别注重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竞争力，在行为上都开始特别注重法律和碳关税，在对发展中新兴大国具体减排施压方面又形成高度默契。
　　美国奥巴马政府绿色新政的实施和重新谋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加之美特有的单边主义气候变化外交行动，导致欧美发达国家阵营出现分化。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谈判上发挥了斡旋的领导作用，但是欧盟国家却担心这会变成新的中美共治，虽然这种担心没有事实依据，但是欧盟对哥本哈根协议和美国的做法非常不满。此外欧盟和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在减排这个核心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内部减排阵营已经形成裂痕。
　　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我们可以通过报道看到，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小岛屿国家生存出现危机，所以他们参与行动意愿最高，采取极为激进的态度立场。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旗手”，气候变化谈判和低碳经济有利于欧盟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相对薄弱，一方面深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快速增长，需要维护经济发展空间；美国能源消费模式是奢侈和浪费型，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会伤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始终坚持技术上可行的减排。
　　因此，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每个国家并非完全平等地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受害或者受益，一个地区所遭受的气候变暖影响可能很大，另一些地区的影响却是正面的，一个国家既可以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污染源，也可能是受害者，而更多的则两者兼有。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中受益和受损有差异，有的过度使用别国能源，有的过度使用本国能源，有的基线过低，有的使用效率甚高，因此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涉及的利益非常复杂，利益多元化导致了全球谈判阵营的碎片化。
　　全球谈判阵营的碎片化的结果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出现了十多种谈判草案、政治宣言的版本，导致气候变化谈判最终难以达成共识。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哥本哈根协议》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未来还有许多路要走”。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谁是受害者，谁应该付出代价，而是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合作以减缓变暖的趋势。在后哥本哈根进程中，防止各种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局面将是我们拯救地球的可行之道！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