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以来，美国《时代》周刊每年都会推出年度人物，年度人物被认为是时代最重要的“领导者”，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当选过年度人物。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评选出来的年度人物除伯南克、周小川等人之外，还有一个群体赫然当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工人。
　　《时代》周刊上如是说，“经济增长保八，被认为是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一年以前，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中国做到了；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复苏；数以亿计的中国的工人贡献卓著，他们抛妻离子，背井离乡，进入城市里辛苦地劳作，他们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这确是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肇始于部分国家超前消费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重新启动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增量财富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以接续断裂了的经济链条，这个沉重的使命，落到了中国工人的肩上。在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时代，大国央行行长们如伯南克、周小川，在引领人类抗击危机的诺亚方舟上自然是万众瞩目的舵手，而中国工人，就是诺亚方舟上默默无闻的水手。
　　他们辛苦的劳作，创造了质优价廉的财富，改善了他人的生活，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工作黯然回乡，首先承担了危机的代价；今年，在辉煌的增长数字背后，他们得到的却是一如既往的微薄工资，以及残缺不全的社会保障。他们确是“时代领导者”，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最卑微的群体。
　　近10年来，在考虑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后，我国所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都没有真正上涨甚至是负增长。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由于劳动力的过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工资仅仅维持在“生存工资”的水平上，存在着一个农民工工资“竞相逐底”的现象，即工资水平竞争着向最低的生存线靠拢，只要工资尚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工人们就又竞相回到工厂，负重前行。中国工人得到的回报，和他们的付出实在是太不对称了。但这种由工人单方面承担增长代价的状态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如果广大工人群体收入太低，有效需求就将无法形成。建立持续的工人收入增长机制，并不仅仅是善待“时代领导者”的道义要求，更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史学界公认，至少在1800年之前，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产出和消费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提高，即便面临黑死病的巨大外部冲击造成人口锐减，实际工资也仅是短暂上涨，瘟疫过后，随着人口的逐步恢复，工人实际工资又开始下降，最后依然回到稳定的低水平。这一令人心酸的历史不应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重演。最近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尽快结束目前的低工资陷阱，让我们的“时代领导者”真正得其所哉。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