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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7 作者:刘军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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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进入了关键性的“峰会阶段”。
哥本哈根大会发生了众多争议性的场面，各个阵营都不肯轻易让步。“丹麦文本事件、岛国泣诉、罢会风波”连续上演，局面高度复杂。
12月15日，法、德、英、美四国首脑专门举行了50分钟的视频会。舆论猜测，四国可能达成妥协，“从长计议”，优先考虑“政治一致”，以推出不具约束力的“第二轨道”。
但能否达成“第二轨道”仍难乐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减排手段不对等。
从“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动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框架看，目前，温室气体减排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技术减排，即通过构建技术减排体系，实现温室气体的根本减排，如“新能源技术体系”、“二氧化碳地下储留技术体系”及“提高能效技术体系”等；二是联合国“清洁机制”，即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方式；三是“碳权交易市场机制”，也就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方式。
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先进的“减排技术体系”，无论是原子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体系，还是“绿色家电”、“电动汽车”、“清洁型发电站”和“低碳型钢铁厂”等生产技术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
另方面，从联合国的“清洁机制”看，现实的“技术鸿沟”，让发展中国家几乎与之无缘。自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日欧等发达国家直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清理化肥厂、钢铁厂”，或“治污治水”等，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用于自己的达标。这就是日欧等无需政策努力，便可实现达标的妙招之一。显然，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而仍处于“被帮助”的地位，无法使用这种方式实现数量化减排目标。
如此，给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减排方式，便只能是开放市场，进口发达国家的环保设备，或者出钱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付出高昂的发展成本，甚至导致财富流失，重现南北经济差距。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全球气候秩序的构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便形成多维的政治博弈。
早在2007年6月，德国借八国峰会之机，主导欧盟利用环保技术和市场规则优势，率先提出到2020年削减20%的高指标，并积极发展“碳权交易市场”，确立欧盟标准，以期用碳权主导21世纪的世界秩序。
2008年6月，日本在北海道风景区再办八国峰会，将“气候道义”升华为“低碳主义”，变更基准年、搁置碳权交易，设定产业减排指标，直接挑战欧盟优势。同时，北海道峰会将目标锁定中、印、美，主张三大排放国不加入，全球减排无效论。
发达国家的这些“策略变化”显示出，其目标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扶植“减排产业”，垄断“减排技术”，确保南北差距固定化。如此，气候峰会恐难达成广泛一致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公平原则，更无法建立公正合理的气候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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