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愿减排目标，这一与GDP相关的碳排放新概念——碳强度的提出，让欧美国家在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质疑之声：“为什么中国不提出绝对减排量，而是提出了一个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相对值？”
　　根据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的解释，碳强度公式中，分子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分母是GDP总量。与GDP挂钩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碳减排同样得到重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下降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作为代价来换取。
　　中国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指标，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不开。尽管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仍然很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但保持经济增长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要一步到位地实现绝对碳减排，意味着减少能源消耗，或者迅速改变能源结构，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增长。在城市化、工业化共同推进的发展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具有明显的刚性，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
　　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当然是降低碳排放的路径之一，但清洁能源的高成本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还是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升级，都需要大量技术、资金的投入。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囿于发达国家对部分技术的封锁，我国无法直接有效地利用清洁能源替代来改善能源结构。
　　在资金方面，近几年中国利用CDM机制获得了一些对清洁能源利用的支持，但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进行资金援助方面做的很不够。甚至近期有称中国风电定价偏低是为了“套取”CDM补贴的言论出现。
　　事实上，当别的国家还在讨论自己的减排指标时，中国已经在实践自己的减排行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中国并没有减排要求，而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201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0%，这相当于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
　　在缺少成熟技术、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背景下，我国主动提出GDP碳排放强度降低，是既立足国内发展实际，又承担国际责任的做法。要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一方面需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长，减缓排放增速，另一方面GDP的增长也将影响最终减排目标的实现。据专家分析，碳强度下降40%—45%，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GDP的增长率需要保持在8%—9%左右，这样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碳排放减少路径。
  　但也不可忽视，减排的难度必将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为达到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我国已经关掉了很多的小电厂、钢铁厂和水泥厂。可见，最容易减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已经为了达到“十一五”目标率先实施了，后续的减排需要对整体经济结构动“手术”，这将进一步考验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