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取消不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

　　●希望中国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还不可能，因此，过度解读消费太低很危险。

　　●中长期发展思路和目标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约束力，关键在于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有人说市场经济有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别忘了，集中力量办蠢事损失也不小。

　　●我国将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发展，要对我们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给予与外资、国有企业一样的支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3期日前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发表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看五化”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中央及时有效地采取了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已经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冲击。不过也要看到：一方面，之前的调控措施以救急为主，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面临许多的问题。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应着手进行从重速度到重质量的转型，尽快实现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目标。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希望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

　　对当前形势的三点思考

　　李晓西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三方面的思考值得关注。
    首先，是应急管理和正常管理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候，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揽子的经济调控。其中有些政策措施，行政化力量很强。比如说4万亿的国家投资。这么搞行不行，是不是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成了问题。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应急管理和正常管理是不一样的。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对此不必过于担心。有些措施虽然强化了行政干预，但为救急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要把应对危机的必要干预与过分干预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欧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就误认为我国也要全面加强行政干预。
　　当前，一些地方有过度强化行政力量的倾向，如在增加信贷以支持投资中，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部分的信贷资金，实际上是国家背景的银行与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推动着各个投资项目。这固然有拉动经济的一面，但其风险不可低估，其可持续性也大可怀疑。同时还应当强调，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取消不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
　　第二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
　　中国当前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出口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因此现在国际上形成一种说法，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由于中国人不花钱买东西，美国人太花钱买东西，美国的高储蓄和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共同导致了当前的经济危机。虽然这种理解显得很牵强，但是有必要明确，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靠内需拉动还是要靠内外需双轮驱动？我感觉，我们在解读提高内需上，要悠着点。提高我们的消费需求好不好？好，近十一二年，我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十几个点，但是它有很多客观性。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毕竟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阶段投资多了一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希望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也不可能。现在过度解读消费太低很危险。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我们过度解读，别人就说，因为你消费不高，因此出口过多，造成了美国不平衡，最后把中国和美国的储蓄一联系，中国就成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了。过分解读，也给外国人搞贸易保护提供口实，外国人说，中国人自己都说要搞内需了，因为你自己说出口太多了，你凭什么还搞出口。中国还是内外需两个轮子都要动，外需如果转回来都变成内需，需要有190%的供给，国内也承受不了。
　　第三，要把短期应对举措与中长期发展和改革思路结合起来。
　　中长期是短期发展的未来，对未来的判断必然会影响现在的选择。因此，主动、提前搞好衔接，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不走或少走弯路。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否定经济全球化，进而怀疑我国今后还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虽然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有利有弊，但我们只能努力趋利避害、争取多利少弊，而不能放弃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更不能动摇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中长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把短期与中长期结合起来，也有利于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有人认为扩大政府投资会强化旧体制、强化行政干预，因此反对这样做。但扩大政府投资，对于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必需的。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益、扩大消费需求都很重要，但需要在加大投资力度、遏制经济下滑、恢复市场信心的过程中推进。正如要治急病，必须先打止痛针、稳定病情，然后才是调理身体、消除病根。当然，在扩大投资效果初显、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对投资方向与效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需要适时完善政策、深化改革。
　　中长期涉及对未来市场发展潜力的判断，把短期与中长期结合起来，还有利于促进下一步市场供求达到均衡。比如，调整经济结构非常重要，事关我国经济今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但如何调整结构，则是需要把短期、中期、长期结合起来考虑的系统性问题。有些结构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以政府为主来调整；有些结构如产业结构，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运用市场的力量，让企业自主判断、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此外，从中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找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从短期看，则不能忽视就业问题，不能因为强调升级换代而大量关闭中小企业。处理好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从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
　　在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中应重点考虑如何制定好短期政策措施。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重要的是先走好当前的一步。正确的做法是：具有中长期的眼光，迈出当前的步伐。只讲中长期，而没有当前的选择，那就是空谈。反之，如果当前的举措与中长期目标矛盾很大，就必须及时加以调整，不能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当然，中长期判断对当前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复杂，在有些方面影响可能很大，在有些方面影响可能就小些。还是那句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
　　贯穿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已达成共识的中长期发展思路和目标，在实际执行中却缺乏约束力。比如，我们强调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些地方往往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仍然沉湎于片面追求GDP。这是为什么？关键在于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应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判断政府是否缺位、越位、错位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机会就具体事件表达意见。比如，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就会受到极大制约。这就是说，如果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我们关心的那些中长期问题就会得到较好解决。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五化”

　　通过对形势的思考，李晓西进一步展开谈到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五化”。这里所说的“五化”，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其中，着重谈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

　　首先谈到工业化

　　他说，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个中期。由于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考虑短期措施，同时也要考虑中国必须要完成工业化。但是由于危机，进行工业化就越发需要变通的思维，最大的变通思维就是新型工业化概念的提出。
　　所谓新型工业化，是对工业化的广义化，包括了三产、一产，包括了持续发展。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非常有必要。中央把实施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作为近期应对危机与长期调整结构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推进工业化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比如，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率提高密切相关，特别是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有助于提高消费率。在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恢复中，工业的止跌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中长期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继续完成工业化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但是，如何使政府主导的高速工业化转变为市场调节的均衡增长的工业化？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实现节能、环保、保护资源的工业化？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中加以解决。
　　有人问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颜色是黑是白色，还是混合色？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要带上更多的绿色。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来，黑色的东西确实多，能源、矿产，消耗量确实大，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不能持续了，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必须要搞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个世界潮流，并不是我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才提出来的。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球的，面对气候变暖这样严峻的问题，我们讲新能源或者碳交易排放、减排等等，这都是必须做的。我们的海水55%被污染，河水50%以上被污染，这是非常严峻的。绿色经济将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福祉。

　　城镇化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对此，李晓西讲了两个方面。其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他说，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途径。如果城镇化能够健康顺利地推进，那么，消费需求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都会更快一些。因此可以说，推进城镇化是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的重要途径。我国提高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空间。据测算，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5%左右，2014年可能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0%以上。这提示我们，应把推进城镇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尽全力抓好。特别应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重视推广成都等地城乡统筹的经验，防止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等弊病，使城镇化既为近期的保增长作出应有贡献，更对中长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其二，实现城乡统筹。首先，城乡统筹就是一个大的资源配置，它涉及到将城市和农村的资源统筹来进行一个安排。在这个统筹和配置中，如果要讲占多大的比重这是一个事后的东西，事先比较难以准确判断，因此我们在制定规划时要留有空间。其次，资源配置要靠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合起来配置。市场化为动力是资源配置中最重要的。比如一个项目，它价格上去了，利润多了，市场资源自然就会多给它配置。反过来如果它没有客人，它的价格也不被大家认可，那么即使全靠政府的力量配置资源，也是支持不住的。这就是市场的强大力量。
　　但光靠市场的力量也不行，政府也要在几个方面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政府的力量支持它以后，它有了活力靠自己就能活了，走上了良性循环了，政府配置资源力量就可以减弱。因此我们讲，资源的配置应以市场为主，政府引导。一个是基础作用，一个是引导作用。

　　第三方面，市场化

　　要加快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能有人会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就是市场长期非理性繁荣的产物吗？为什么此时还要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呢？这是因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好我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没有一个充分发育的市场，没有总供求的均衡，就来讨论实现消费与储蓄比率的合理化，是缺少客观依据的。我们绝不能犯矫枉过正的错误。

　　未来十年经济增速超7%

　　李晓西最后介绍、分析了一下三季度的经济形势。
　　中国的企业家调查中，70%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是有影响的，认为没有影响的是少数。但是，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8.9%，确确实实在往上走。三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7个点，美国上升了4个点。尤其是美国消费还在提高，那中国未来的出口形势就有希望好转。
　　展望未来，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速度是高是低是快是慢？我认为是持续在7%以上。2000年，我们讨论未来十年发展，当时说中国将进入世界四强，现在发现，说得还低了点。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高速度呢？我这一匹马还是有劲的，内需，潜力还很大。除了三驾马车，咱们还有四个轮子，资本、劳动、技术、资源。劳动和技术这两个轮子是越走越好，越来越有力量，大家看到我们技术装备在提高，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我们的资源轮子有点问题，不那么圆了，走起来有点摇晃。三匹马总体来讲也不是都那么强，有点弱，但是拉着这个车走到7%，还是有信心的。这里面还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左是右是东是西？我认为将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前进。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中国模式。我想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关于国进民退，大家有很多担心，既然搞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还是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才对。我自己有个概括，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精英经济，相信少数人特别聪明能干，能够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市场经济是相信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济活动，虽然是盲目的，但是是有规律的，有方向的。这两方面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究结合。
　　如果我们把国进看成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特殊的办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尤其现在对一些民营企业采取的一些措施，要关闭小企业，因为你的产能太多了，这个东西已经过剩了，就要把你关掉。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产能过多了，最大的调整力量是什么？是市场。如果他犯了什么法，政府可以出面关闭。如果把过剩不过剩、是不是重复建设当成是否要关闭的一个理由，就太漠视市场的力量了。美国模式出事了，有人说市场经济有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别忘了，集中力量办蠢事损失也不小。我想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我们的体制改革，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上，我们能正确地、科学地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围是内是外？我认为，将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发展。对外开放好像是我们敞开大门迎接别人，守株待兔，我们未来十年应该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次危机使外资来华投资2009年几乎全部亏损，他们的国际联系太多了，他们和国际市场接触越多，亏损越严重。以广东为例，广东三资企业亏损达到了将近20%，民营企业只有1.5%。我们现在到了把出口的主力、第一主体由外资变成内资的大好时机。我们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企业，他们出去买品牌，出去购技术，他们说现在品牌和技术价格大幅下降，现在需要银行支持他们资金，相信他们做得会很好。我觉得现在内资企业要尽快成长，我们的政策要对我们的内资尤其是民营企业给予与外资、与国有企业一样的支持。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我们去国外协调的时候，无论在IMF还是世界银行，话语权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恰恰是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好时机，我们现在能不能使大家振奋起来，使得我们各种企业全面参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十年以后就能看到它的曙光了。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物简介

    李晓西，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作为访问学者近一年，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2001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李晓西教授从事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宏观经济，重点研究方向是价格与通货膨胀以及引进外资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学术专有《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等多部；合著有《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市场经济概论》等。20年来，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全国性学术论文奖有15篇。突出的成果是八十年代中期围绕市场化改革发表过一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