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得到了专业经济工作者、企业家的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期盼也较往年有大幅度的提高。在对中国经济战胜全球金融危机，取得较快增长赞赏的同时，人们更关注并致力于判断2010年这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元年”将发生的一些变化，而未来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将持续表现在结构问题上。
　　首先是增长的结构。所谓增长的结构是指在可预见的投资拉动、出口增幅减速的情况下，消费是否能够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能够从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平稳过渡到内生增长型国家？
　　就扩大内需而言，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面对，也不是第一次被政策决策所关注。回顾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无时无刻不被各类中央文件所提及，但遗憾的是，十年过去后，年均消费增长率仅高于GDP不超过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投资与出口的增幅，况且，当时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和政策执行点还是集中于房地产投资、大学城投资等固定资产增加上。中国经济模式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在黄金增长三十年后，在人均财富增长的支撑下自然、快速过渡到内需增长阶段？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分配结构的扭曲、制度建设的滞后、财富积累欠公平是制约中国经济模式转换的三大顽症。就分配结构而言，只要看过去5年间，中央财政增长30%以上、企业利润所得15%与居民收入增长8%这三个指标的对比，就可以清楚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难题。就制度建设而言，缺乏普遍性、公民资格型福利制度体系建设，如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基础教育国家化、公共住房体系建设等社会福利体系保障，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体系下，使国民消费欲望被“未来恐惧”所牢牢压抑。
　　当然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财富积累与表现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间，土地财富，包括对应的房地产财富的快速增长，不仅使得中国将无数的国民财富固化在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之上，同时拥有更多的住房资产在以倍数增长的住房价格中也快速拉开了“富人与普通人”的差距，使得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中产阶层”，自信地迈入“消费黄金时代”。这种违反人类理性的财富积累与表现模式，不仅抑制了人类需要各类消费的自然天性，同时还抑制了服务产业的增长，抑制了中国对于技术进步的投入。
　　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制度重建与财富再形成。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中国住房价格能够下降30%，并稳定在一个可控的合理水平线，我们未来又能够省下多少国民财富投入于消费之中？再假设，如果中央财政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转而进入国民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又能够撬动多大的潜在消费？
　　其次是产业的结构。当第二产业以重工业为支撑的增长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后，其资本投入的费效比会出现急剧的变化，而其产能的积累不仅会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包袱，同时还会给国家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风险。就中国的实践看，我们迫不得已启动了4万亿元“铁公基”，同时还带动了大量的地方投资。尽管这种计划安排回到了我们最为擅长的增长模式，顶住了全球衰退的压力，但同时，在全球经济体和金融体系降低杠杆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毕竟大幅地增加了金融杠杆率，而这个杠杆率体现在重工化产业的产能积累和出口产能基础设施的堆积上。而未来的危险是，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将产业结构有预见性地快速转换的话，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市场经济注定要出现的大幅度经济波动。
　　以日本为例，当上世纪80年代其基础制造能力和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后，由于受到国际空间的制约，无法使其产业群向航空、航天等带有军事性质的更高产业群转化。大量的金融资本被动进入虚拟体系，不仅酿成金融、房地产泡沫，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而就国际空间而言，中国在国际地位快速提升时，必须内外兼顾其自身利益，需要将以钢铁、造船、普通机械、重化工为基础的产业群，快速向航空、航天、低碳技术等高端产业群转化。如果这个产业结构转换成功，不仅将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拥有的海外利益，同时还将整体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技术水平。
　　因此，在中国的产业群结构转换中，我们必须在历史的高度、未来国际性大国的思考角度，有预测地发展以高技术制造、高技术集成为核心的自主产业群。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同时还更深层次上关乎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的未来。
　　综上所述，我们更应该少谈、不谈，甚至忘掉我们习惯谈论的“GDP速度”，更多地关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必要也是必需的转变。从来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只有美国人、欧洲人喜欢消费，中国人永远信奉储蓄和节俭，我们无意以动员式的鼓动来宣传“消费爱国”，也无意鼓吹铺张浪费，但当内需消费的确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瓶颈时，我们就应大胆地重新审视我们久为忽视的必要制度安排，同时还要以大国的战略思考安排产业结构转换，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在高速增长三十年后再次获得内生增长动力，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也才能够得以提升与稳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