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频频因涉足金融衍生品而折戟，已引发监管层高度关注。国资委副主任李伟近日发文披露，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达114亿元。他认为，企业追逐高额利润套利投机是该问题的要害所在。另外，违规越权操作、风险控制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也值得深刻反思。（《第一财经日报》12月3日）

　　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央企参与交易衍生品不得投机、只能套保，并且主管部门已多次警示其中风险。然而，相关政策精神却并未在央企的交易操作中得到贯彻。接踵而至的央企套保巨亏案不仅导致国民名义财富严重受损，更是让其中追逐高额套利的投机心态暴露无遗。这一状况表明，遏制央企金融衍生品投机冲动，单靠言语警告已经难以奏效，亟待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够最终强化央企运营的风险意识。
　　近年来，衍生品品种和功能都得到不断创新，它在放大金融市场虚拟特征的同时，也迎合了部分参与者的“赌徒”心态。即便是在西方成熟的金融市场，也难言对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了然于胸。表面看来，主管部门对企业从事境外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格审核较为严格，目前只批准31家企业有资格从事境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其中央企仅有16家。与此同时，对相关风险的警示也不绝于耳，不断有相关文件和制度出台。
　　但遗憾的是，许多央企对主管部门的告诫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调查显示，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主要涉及商品期货、汇率掉期、利率掉期以及期权、结构性存款等品种，企业数量远远超出16家的上限规定。而且，许多央企利用“套保”与“投机”概念难以清晰鉴定的特征，沉迷于衍生品交易游戏之中。
　　从官方的解释看，界定为“套保”行为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套保”对象是否是企业经营所需；“套保”的方向是否与企业需求一致；“套保”的规模是否与企业现货需求匹配，“套保”规模最多较现货放大5%~10%。
　　以此标准衡量，许多因衍生品交易而巨亏的央企都难逃“投机”嫌疑。例如，在中信泰富案中，其交易合同涉及进而高达97亿澳元，远远超过该公司澳大利亚实业投资所需的30亿澳元，与“套保”的规模要求相去甚远。
　　事实上，国有资本监管长期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错位的问题，而在金融衍生品投资领域，这一“错位”问题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投机成功，企业利润激增将会成为管理者的业绩，反之如果投机失败，则真正损失的只是国民名义财产，当事人自身多数能够置身事外。由此可见，央企之所以有勇气在衍生品市场上大肆搏击，主要原因还在于领导问责制未严格执行，并且财政资金能够在央企面临困境时“雪中送炭”。
　　在近期因衍生品交易而巨亏的企业中，鲜见有人受到严厉惩处，也未有人引咎辞职。而在东航因所谓　“航油套保”而面临破产风险时，国家财政及时对其进行了70亿元注资，缓解了资金链紧绷的燃眉之急。
　　主要领导权责失衡、企业风险收益不对等的客观现实，在实际上放纵了央企的投机心态，进而让其仍旧对主管部门的警示置若罔闻。由此，许多早就应该被夯实的风险内控工作却继续被忽略了。据报道，一些央企甚至将产品买卖、资金清算和交易的管理等本该分离的职能放在一起，导致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制衡与监督机制缺失。此外，人员构成的不足也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央企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财务管理出身，真正具有金融工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很少。对于专业术语深奥、数学估值模型复杂的衍生品，财务人员有时连产品模型都难以明白，更不用说对全英文的产品解释进行风险识别。
　　应当看到的是，金融衍生品如果运用得当，的确可以起到规避金融风险的作用。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全盘否认央企从事衍生品交易的积极作用，但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央企领导连带责任机制，实现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一致化，只有如此才能够将风险控制真正落到实处。否则，单纯的口头警示在危难救助与惩处缺位面前，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投机心态蔓延，以国有资产为个别央企金融“赌博”埋单的局面将难以改观。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