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三农政策改革须解决治理问题
    2009-12-03    作者:温铁军    来源:东方早报

    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下,世界农业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的,不超过十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这种规模经济当然令人羡慕,但意味着整个殖民化过程得再来一遍。被大家视为楷模的是第二类欧盟农业,欧盟农业至今是典型的现代化市民农业,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这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韩模式,其实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种农业一定是资源高度短缺。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一定不可以用同一个政策、思想、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应该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但他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说怎么让农民增收?一定是让农民能进入所有领域,给足够的优惠。因为他们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非农业,而这又来源于政府允许农村合作社以最低成本、最低门槛经营,并把农村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饭店、房地产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税,才导致95%以上农民进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农的可能产生的收益都让给农民,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非农业人口买得起的粮食。只有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才能合理地形成农村相对稳定以及粮食安全,而不完全是靠学习西方的机械化、产业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社会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会加大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把一个城市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照搬到乡土社会,就发生了上层建筑反过来建筑经济基础的毛病。东亚属于典型的小农村设置经济,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讲皇权不下乡,并不是皇帝老儿不想管到农民家的炕头上,而是成本太高,因为农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国要发展农业,还必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完成乡村治理结构建设,必须根据中国农村的国情与经济形态才能解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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