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作用是中国“十一五”计划的关键目标之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确实令人瞩目，但也伴随着一些失衡现象。消费的作用相对较弱且不断下降，与收入差距扩大、大量使用资源及其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贸易顺差上升等并列为中国目前的主要失衡现象。产生这些失衡主要归因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格局。“十一五”计划的目标就是纠正这些失衡现象，部分是通过调整增长格局。
　　实际上中国在过去十年消费已渐趋活跃，2003年以来总消费量（私人加公共消费）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8%。出现政府试图解决的失衡问题，原因是消费与服务长期滞后于投资与工业，在此期间投资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11.9%。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强调，在“新常态”中出口前景更加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再平衡和向内需要增长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的短期危机应对政策主要着眼于投资，但也有助于保持消费增长。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大大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但有些政策措施也直接有助于消费，譬如农村消费补贴、减税、提高养老金水平等。而且政府加强了在卫生、教育、社保融资方面的职能，减少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财政刺激及其影响也帮助遏止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消费者信心下滑的趋势。
　　但是，要想促进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持续发挥作用，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随着目前经济复苏得到巩固，把政策焦点从短期刺激转向结构改革是有空间的，以此实现增长格局的再平衡，从内需中获得更多增长。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做法是什么？
　　我认为，加强消费的作用应成为增长格局整体再平衡的一部分，减少对工业和投资的倚重，更多地强调服务业和消费。这种转变的结果将导致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并由劳动力需求上升对工资产生上行压力。通过提高工资和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可以以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加强消费的作用。通过重新平衡扩大产能与扩大消费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减少外部不平衡（贸易顺差）。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城市经济增长还有助于减少农业中的富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村人均收入，进而扩大农村消费能力。再平衡还有利于降低增长的能源和资源强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什么样的政策最为适宜？
　　在近年来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府在卫生、教育和社保融资中的作用仍有空间。此外，有两个领域的结构改革是关键。
　　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采取措施确保中国今后增长更多地以服务业为主导，减少对工业的依靠，将新的资源引导到增长性行业，这就要求提高服务行业生产相对于工业生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通过提高目前定价过低的工业投入品——譬如土地、能源、水、电、环境和资本——的价格，取消对工业的补贴；也意味着增加私营部门的参与，消除若干服务行业的进入壁垒。实际汇率升值也会有助于改善服务（非贸易品）相对于工业品（贸易品）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可以改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红改革可以有助于将企业收益高效率地引导到政府消费或成长性行业投资上。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也有利于支持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效率提高（通过提高资本成本）。
　　改革的第二个主要领域是支持面向城市的更成功的永久性的人口迁移，以培育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导向和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中国的传统人口迁移模式意味着家庭成员往往留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寄回农村。这种模式对于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中心的传统增长格局发挥了良好作用。然而，增长格局再平衡要求调整人口流动模式。如果农民工能带着家属进城，农民工子女能到普通城市学校就读，他们就会开始将更多的收入在城市消费，这样就会启动强大的“回馈”效应，促进城市服务业活动、就业和消费。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服务业活动大部分不是高端的，然而鉴于城乡生产率还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城市就业的增加可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这种人口迁移模式也有利于长期的生产率增长。
　　更成功的、永久性的人口迁移要求进一步开放户口制度，开展与此相关的政府间财政制度改革，给予地方政府资助必要的公共服务的手段和激励。扩大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基于规则的财政转移可能也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允许城市政府从人口迁移中获得财政收益，例如通过征收财产税，也会有所助益。推进土地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土地整合和机械化增加农民工的流动，同时也能提高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

（作者为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