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强调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水平，要把更多财富投入到“用其他替代物来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理念、技术、法制的支撑，需要区域间的合作与互动，需要我们在地区、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方面有超前的思路
　　今年以来，“低碳经济”成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探讨可持续发展议题时的一个热点。比起先前“十一五规划”所倡导和实施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更强调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水平。人类发展到21世纪，要把更多财富投入到“用其他替代物来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理念、技术、法制的支撑，需要区域间的合作与互动。近日我参加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牵头组织的“生态文明与长三角”研讨会，得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信息。

　　发展低碳经济应当放在战略位置

　　发展低碳经济既然有战略意义，就应当放在战略位置。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考核“压力”下，为追求个人“发展”而追求“短期效应”。城市形态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改善，政绩“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需求，容易赢得各方喝彩。至于生态建设，往往是“中长期项目”，比如搞太阳能、风能，技术难、成本高，入电网时政府要补贴电价，短期内难以显示成效；植树造林、河湖水质改善，更不是短期能看出变化的。这一任投下去的财力和精力，常会成为后任的政绩。由此，有些干部就讲“现实”了，短期能“显绩”就先上，难“显绩”的，“从实际出发”吧。就是在发展理念较先进的长三角地区，领导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政绩观”。

　　集中体现在“调结构”

　　低碳经济的战略意义，集中体现在“调结构”。有数据显示，我国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为62%，上海为74%。由此，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有很大的分量。我曾参与上海市人大的节能调研，发现产业结构对节能有75%的贡献，而技术为25%，也就是说，如果高能耗的企业多，整个能耗就难以明显下降。单位GDP能耗，美国2001年为0.15，日本为0.08，而中国为0.49，我们的能耗分别是美国的3.26倍，日本的5.3倍，其中很大的因素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上海前年关闭了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小火电的南市发电厂，涉及7000多电业工人的转岗、下岗，今年又面临上海焦化公司两个炼焦炉的关闭，调整力度很大。“调结构”还包括用能结构的调整。煤和油是我国能耗的主要原料，煤占66.6%，油占21.8%。中国核电的装机总量占发电装机总量的1.6%，而国际平均占16%，法国占78%，日本占30%，我国是铀的富矿国，发展核电的潜力巨大。还有，加快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和地热能发电，我们的潜力也很大。这都需要我们在地区、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方面有超前的思路。

　　需要市场经济手段和技术支撑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市场经济手段和技术的支撑。在上海市人大的建筑节能立法调研中，我们注意到有一种市场方式叫做“能源合同管理”，即专业服务公司与客户签合同，对节能项目约定目标、运行模式，以节约能源的费用支付节能改造成本。同时，节能需不断采用新技术。建筑中节能材料的运用需要投入，但能带来以后的节约；空调设计成从座位底下吹出冷风，可节约用电，等等。上海市政府已经拿出专项节能费用，鼓励居民改用节能灯具和变频空调。

　　低碳经济需要法制支撑

　　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法制的支撑。上海近两年连续出台《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修订）、《关于上海市节能的重大事项决定》、《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订），正在立法调研的则有《上海市建筑节能条例》等地方法规，加上一批市政府有关资源环境方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供了发展低碳经济和推进生态文明的法制保障。然而从更宽广的视野看，低碳经济的法制环境是以“超行政区域”为特征的，比如长三角水系密布、相互关联，处于“同饮一江一湖水”的状况，不少法律问题，需要“超行政区”的构思和制度设计，我们在审议“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时，就遇到黄浦江水源的上游属江苏省水系的问题。又如，交通建设要用土地资源，而一省一市的交通枢纽和网络构建，一定离不开对邻省邻市的影响，浙江的“杭州湾大桥”对上海发展直接有“利好”，而刚通车的上海长江隧桥，不仅对崇明，还对苏北发展是“大利好”。还比如，大气的保护，更难划清地域界限，需要作整合性的法制思考。现在，长三角各省市的人大立法工作部门已在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我们期待加紧推进，使长三角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有效的法制保障。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