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快步迈向一流的经济强国，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变迁。但在既有国际经济规则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尽管有望在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权益分配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却有可能遭到切割。对此，中国须有周全准备。
　　对于听惯了国际舆论赞扬的中国决策者来说，本月14-16日召开的“北京国际金融论坛2009（第六届）年会”应该是一个让人格外清醒的头脑风暴平台。一向关心中国汇率问题的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呼吁IMF应该稳定美元和欧元利率，因为这会避免各国之间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摩根斯坦利亚洲主席斯蒂芬·罗齐则告诫中国政府不应听取华盛顿某些人士的建议，他认为鼓噪人民币升值肯定是坏主意；而30国集团主席、AIG副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直言不讳地说，敦促中国改变汇率是错误的。可见，在涉及中国重大核心利益上，适时听听国际财经领袖与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如成思危所言，中国GDP仅占世界6%，不可能担当领导，只能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责任。所以，类似美国最新大片《2012》中将中国描绘成全世界救世主的噱头只能权当娱乐，千万别当真。

　　西方有求于中国是暂时的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华尔街那些金融产品设计师们也许不会深陷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中而不能自拔，他们的雇主也不大可能无休止地追求金融业的暴利，甚至，曾经呼风唤雨的格林斯潘也会收紧对金融家们的约束。在政府乃至全社会均被金融绑架的那个时代，西方不仅在实体经济领域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其基于信息技术、数学和贪婪基因而催生的金融业史无前例的创富速度，的确给西方的金融寡头和财经领袖留下了辉煌记忆。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可以破坏性创新，也可以自我毁灭。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洗劫，西方的金融优越感开始自我动摇，新兴市场的工业力量和金融业的抗击打能力备受瞩目。G7终于向新兴经济体低头，G20和G7之间的新老交替尽管不大可能一帆风顺，但趋势恐怕难阻。作为新兴市场最具分量的中国的经济实力与金融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第一次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大洗牌。预料中国在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权益分配方面可望有所突破，亦有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
　　但是，作为国际政经利益博弈高手的西方是绝不愿意看到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舞台主角的，其有求于中国也是暂时的。目前，美欧金融市场已经企稳，实体经济由于危机冲击的滞后效应可能还要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就业市场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改观。但总体而言，最恐慌时期已过，美欧正在重整实体产业，更加重视本国市场的巩固与出口市场的开拓。也许用不到5年，美欧就将基本修复因受危机冲击而疲弱的经济。届时，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回旋余地有可能再次被压缩。

　　捍卫全球价值链核心利益

　　经过本轮危机冲击，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无异于饮鸩止渴。资本的畸形繁荣可能成为追忆，但实体经济发展永远是根本！这并不是说美欧不重视金融创新了，衍生工具失灵了；相反，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负债表风险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以及降低资本成本增加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关键环节，是不可能告别金融市场的。只是西方的金融家们可能在日后的行为中更加配合本国决策者们的政策调整，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最大化。假如美欧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两翼齐飞，则新兴市场又将恢复到以前的弱势地位。
　　对中国来说，这种压力尤显迫切。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稳健的金融体系和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反危机政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看似稳健的金融体系其实是蕴含高度风险的半封闭体系。中国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设计还是监管与创新能力等方面都需要大力“补课”。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比较优势正由于商品和劳务成本的上升而日渐削弱。尤其是作为全球价值链核心利益的出口，不仅遭到了美欧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力打压，也被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切割。假如中国不能及时升级产业结构，无法在高端产业构筑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则中国不仅很难扩大对美欧传统市场的出口，还将由于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而使贸易状况恶化；另一方面，一旦新兴市场国家取得相较于中国的经济比较优势，则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将遭到进一步切割。因此，中国必须拿出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揽子方案，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尽快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锻造中国经济的持续竞争优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