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房价与CPI的关系就会成为争论焦点。在当前这样的房价上涨时期，这种争论更是不可避免。最开始的争论集中在是否应将房价计入CPI上。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涉及个人主观判断，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看法，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很多人认为，房价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而CPI覆盖的范围太窄，因而房价应该反映在CPI里。时至今日，主流意见还是主张不应该把房价计入CPI统计中。编制CPI的目的，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化，以便衡量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成本的变动。房价在统计上属于投资品，不在日常消费之列。各国的CPI都是不包括房价的。我国CPI中“住房类”项目包括了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房屋维修费、物业费、自有住房贷款利息、水电燃气以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服务等的支出。此外，我国CPI统计中还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一项，在有的国家也列在了住房项目下。总体来看，我国CPI不包括房价是说得过去的。住房类在CPI中的权重是否过低是另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争论是，虽然房价不是CPI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房价上涨必然会带动CPI上涨。据说房价与一般物价间存在一个比价机制。房价上涨后，其他物价就相对变低了，最后也会跟着涨上来。与房价传导到一般物价相反，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在通胀预期推动下，人们会争相买房，从而导致房价上涨。把这两种关系掺合在一起，房价与一般物价间好像存在着“鸡生蛋，或是蛋生鸡”的关系。
　　其实，房价和一般物价可能并不存在鸡与蛋的关系。房价和CPI的联系越来越松散。这是导致人们批评CPI统计不完整的原因。如果两者是显著正相关的，那也就不会出现上述房价与CPI关系的讨论。
　　中国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房价历经几轮牛市，但这中间并没有严重的通胀周期。2003年的物价上涨并不十分显著，但是1998-2003年出现了一轮严重的通货紧缩。次贷危机以来，CPI与房价走向的背离更加清晰可辨。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已创下历史新高，但CPI同比仍是负数。
　　中国并不是个案。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2000~2001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降低了利率并实行长期宽松政策，即便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复苏也没有退出。其原因就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资产价格高歌猛进的同时，CPI尤其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CPI保持在很低水平。日本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日本大城市的地价和房价上升到令人难以理解的高位，但是一般商品价格却波澜不惊。
　　CPI不应该承担它不应承担的功能。硬是把房价和CPI联系起来不仅没有必要，也难以自圆其说。CPI是衡量居民日常生活成本的，而房价是一次性的长期投资，两者不应相提并论。房价变动的确影响巨大，政策面应该加以重视，但这不代表就需要把房价加入到CPI的统计中。可以考虑编制一般覆盖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的物价指数，但这个指数肯定不应该再叫CPI。
　　所谓房价上涨的比价效应会拉升其他商品价格的理论过于笼统，看不出其具体机制。如果比价效应总是存在的，那么就不会存在相对价格的变化，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中，房价比很多一般商品价格涨得更多。房价有可能相对制造品价格上升，那是因为，住房供给有一个更长的周期，并且土地供应更加稀缺；而在很多产业，存在着明显的产能过剩。
　　当通胀预期抬头，资金会流向供给短期很难增加的商品，以求保值增值。房地产具备这样的投资属性。不过，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时候，房价和一般物价不存在密切联系。从这轮房价上涨看，存在通货紧缩预期时是买房的更好时机。
　　金融部门的发达和制造业的发达，是造成资产价格与一般物价脱钩的主要原因。制造业的发达抑制了一般物价上涨，而金融业的发达吸收了货币供给。制造业的繁荣增加了一般商品的供给，而金融业的发达创造了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仅仅在金融部门流转，而不是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会主要流入实体经济。这就使得在当前货币政策放松背景下，出现了无通胀下的房价上升。
　　中国有可能比成熟经济体更容易出现房价和一般物价的脱钩。中国货币供给主要作用于投资，而投资会增加一般商品供给的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CPI上升。在成熟经济体，货币供给增加部分是消费信贷增加的结果，因而会刺激消费，并引致通胀压力。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